中國的官員選拔制度，歷經(jīng)變幻。先秦時期的官員選拔，大都是依靠世襲制。如果一個人在建國之初立下功勞，被封為大夫，往往在他死后，就由兒子來繼承大夫的職位。當時，諸侯的封地叫做國，大夫的封地叫做家，于是中國古代有所謂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這種世襲制有很大的弊端。

一國之君，如果賢明那還罷了，如果昏庸，可就為禍不淺。一個平凡的傻子，最多不過是在家里亂搭亂鬧，可一個國君，如果是傻子，就要禍害到成千上萬人了。可關(guān)鍵還是，許多的昏君，不認為自己是昏君，反而把一些告訴他們應(yīng)該如何做的人當成是忤逆之臣，把一些奸邪小人，當成是國家的忠良。世襲制度，流弊廣矣。

到了漢代，官員選拔主要靠推薦。推薦的主要名目是孝廉和秀才。漢代特別推重孝道，于是漢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孝廉自然是尊敬孝順父母的人，古人往往說，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門，有一定道理。能夠孝順父母的人一般來說，也能夠終于國家，愛護百姓。秀才則是精通一些典籍，比如說儒家的經(jīng)典，《尚書》《詩經(jīng)》什么的。相對而言，推薦為秀才的比較少，推薦為孝廉的比較多。翻翻《后漢書》，絕大多數(shù)官員出道，都是走孝廉一條路。

為什么呢？因為孝廉比較好作假。秀才必須精通典籍，兩人一聊天，彼此有多少墨水就清楚了。可是孝順不孝順，關(guān)鍵是看父母鄉(xiāng)親的評價了。可是，在歷朝歷代，只要是有利可圖的事情，就有人作假。在漢代，孝順就可以當官，越孝順就越越受到大家表揚，既然有實際的利益，那么父母鄰居也就會參與造假了。

于是，推舉制度的弊端也出來了。推舉過分的看重了考察者的正直公平。你說他是孝順那就是孝順，而沒有統(tǒng)一的可以量化的標準。到了隋唐時期，風氣為之一邊，科舉制度的出現(xiàn)，可以說是選官制度的一個重大突破。

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分為多種，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進士科和明經(jīng)科，其他的明法、明算等等都有專項考察。而當時最受人看重的就是進士科。當時有人說：“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三十歲考中明經(jīng)就算是年紀大了，而五十歲考中進士，那也算是年輕了。

據(jù)說，在唐太宗時期，每年都有八九百人參加進士考試，可是錄取的有多少呢？不過是二三十人，錄取比例不到3%，可遠遠比現(xiàn)在的高考，甚至是碩士、博士難考多了。而當時能夠來京城參加進士考試的，本身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才子。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一共錄取的進士不過是五百來人。縱觀整個唐朝，一年錄取的進士科人員，不超過三十四人。

既然錄取人數(shù)如此之少，為何幾百年來，還有人趨之若鶩呢？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從錄取進士科之后，出仕會非常方便。唐朝的許多名臣名相，都是出身于進士科。如王勃、王維、劉知幾、陸贄、顏真卿、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唐朝許多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是出自進士科，因此后人稱進士科為“將相科”。

在史料中還記載了唐高宗時的宰相薛元超曾的一番話：“我雖然富貴過人，但大遺憾，頭一件就是不能以進士及第入仕。”就算是身居將相高位，如果不是由進士出身，依然會心有余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