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玄武門之變”，有眾多謎團一直為歷代好學之士所關注，胡戟等主編的《二十世紀唐研究總結》一書，對近百年來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有較好的介紹。本文擬在陳寅恪、李樹桐、宋家鈺、岑仲勉、布目潮氵風、石見清裕、礪波護、黃永年、胡戟、牛致功等先生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最新出土的唐代碑志資料，對事變策劃主要依據、事變運作主要環節、事變人事安排等問題重新梳理，揭示事變臺前幕后的若干歷史真相。

一、事變策劃的主要依據

“唐自開國時建成即號皇太子，太宗以功業聲望卓越之故，實有奪嫡之圖謀，卒釀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玄武門事變。”〔1〕(p.58)

“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豈無情于骨肉，為存社稷大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于義何成？若不見聽，無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2〕(p.2416)

李世民在他的親信鼓動下，確定了“奪嫡圖謀”之“計”。此“計”策劃的主要依據有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軍事重權人物格局。經過隋末多年征戰，大唐開國有四位影響天下安危的人物。第一位是李世民，他的嫡系部隊主要以洛陽為中心，控制著潼關以西，長江以北，大漠以南的大部分軍事要地;第二位是李建成，他依托自身的太子地位，控制著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大部分軍隊，同時還遙控著幽州羅藝所部;第三位是李靖，他在荊州及長江以南軍事系統中有著巨大影響力;第四位是李眅，他在山東、河北一帶有廣泛聲譽，是太宗轄下戰斗力最強的山東豪杰核心人物。這四個人地位是否和諧，是決定天下太平與否的關鍵。

其二，李建成和李世民雙方集結的文臣武將。政治集團的競爭，核心是人才的競爭，這是決定雙方勝負的關鍵。李建成集結的人物主要有：李元吉、李綱、竇軌、裴矩、鄭善果、賀德仁、魏征、王皀、徐師謨、歐陽詢、任璨、唐臨、韋挺、庾抱、唐憲、榮九思、武士逸、裴宣儼、袁朗等〔3〕(p.290)。李世民集結的人物主要有：房玄齡、高士廉、柴紹、唐儉、秦叔寶、程知節、段志玄、張公謹、劉師立、李孟常、王君廓、張亮、龐卿惲、樊興、元仲文、秦行師、封倫、蕭蠫、錢九隴、長孫無忌、杜如晦、長孫順德、侯君集、劉弘基、公孫武達、屈突通、宇文士及、杜淹、尉遲敬德、李安遠等。〔4〕(p.152)從《昭陵碑石》及《舊唐書》發現，屬于世民集團成員的還有：牛進達、張士貴、杜君綽、鄭仁泰、吳黑闥、安元壽、獨孤彥云等。

其三，京城內參與事變的武裝力量格局。李建成、李元吉方面，親信部隊兵士約有二千人，主要由大將薛萬均、謝叔芳、馮立率領;李世民方面，親信將士約有八百余人;北衙守軍，由高祖親從敬君弘、呂世衡率領，有羽林軍約兩千人以上。單就李建成與李世民兵力對比，雙方就相差懸殊。建成又以太子身份在長安經營多年，京城其他部隊間接或直接在他控制之下，他有能力隨時調動更多的人馬。因此，太宗方面要想勝算，必須設奇謀、發奇兵才行。

其四，事變運作的地理空間分布格局。唐代太極宮城北面有玄武門、安禮門，玄武門北面對的是西內苑，北衙左右羽林軍就屯營苑內。宮城南面有承天門、永安門、長樂門，三門南面的是南衙，其中南衙區有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掌宮禁宿衛及皇城安全;還有左右金武衛，掌宮中、京城巡警;左右監門衛掌諸門禁衛;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宮城東面有通訓門、鳳凰門，隔墻就是東宮府，東宮諸門外的南面是太子諸率府，其中，太子左右率府、司御率府掌兵帳與儀衛;左右清道率府掌晝夜巡警;左右監門率府掌諸門禁衛;左右內率府掌侍衛。宮城西面有嘉猷門、通明門，西宮墻與掖庭宮毗鄰。宮內有三個事變相關地點：一是宮內西面的北海池，據黃永年先生推測，這里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淵被脅持地點〔4〕(p.146);二是西宮承乾殿，是太宗原居所;三是武德殿，元吉原來居住在武德殿后院，與承乾殿東西相對。關于秦王和齊王二府地點，依據玄宗朝十六王王府居住區及相關居住區比照，可以上推李淵諸子宅地，當在東宮至十六王府區間內。

二、事變運作的主要環節

根據事變策劃主要依據及后來的具體實踐，可以列出事變運作的主要環節如下：

一、設伏環節。這個環節需要完成以下細節：其一，設計誘伏。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先有太宗出面在父親李淵面前狀告建成淫亂后宮、圖謀兄弟。高祖答應第二天，邀請重臣，雙方對質，解決此事。這樣建成、元吉二人無備而來，就很容易圍剿成功。其二，收買北衙禁軍將領常何，提前在玄武門內設伏。對此，陳寅恪先生確實抓住了問題的癥結〔1〕(p.54)。黃永年先生從常何的權限和后來的職位考慮，對常何在事變中作用提出質疑〔3〕(p.149)，略有偏頗。常何當日是值班將領，放李淵親生兒子領人進宮，是符合情理的，何況太極宮內還有李世民居住的承乾殿。從李元吉被伏擊時，想往自己原來居住的武德殿后院跑，說明他也常在宮內活動，也許也安排了自己的親信。這是世民能領人進宮的一條旁證。常何原是太子李建成安插的人，后被世民用重金收買，他能被收買還有一條重要因素：據《常何墓碑》記碑主籍貫是汴州浚儀，他和世民帳下的山東豪杰人物有著鄉土連衣的關系。其三，利用太子建成屬下將領張公謹為內應。關于張公謹的向背，后面將做詳細說明。其四，合理配置設伏兵力。主要配置如下：一隊由太宗率領的十人圍剿小組，關于其他九人后面有相關考證;一隊為了逼宮需要，提供給尉遲敬德統領的70名精兵，這支隊伍有可能是由常何提前放進宮的，并將高祖及大臣議事地點包圍了。六月四日，李建成、元吉進入玄武門，走到鄰湖殿發覺情況有變，當與發現此處伏兵有關;其余約720人基本全部投入圍剿建成、元吉援兵的戰斗。關于是否余下一部分親兵守衛秦王府，依據事發當天，東宮與齊王兩府兵中，有人說要去攻打秦王府，秦王府將士非常恐懼來看，秦王府是沒有守備的，基本是傾巢出動，集中兵力決戰玄武門。另外，據《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記，世民一方還組織了一支囚犯奇兵，配合門外設伏，“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并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系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芳林門，位于玄武門西面，毗鄰掖庭宮。)

二、圍剿建成、元吉援兵。這個環節有四個步驟：其一，引發建成援軍與北門禁軍的混戰。李建成、李元吉兩府的援軍，在馮立、謝叔芳的率領下，從東宮玄德門出發沿宮墻逼近玄武門，他們首先遭遇敬君弘、呂世衡倉促率領的北門禁軍的抵擋，其中激化雙方矛盾可能有兩點：一是囚犯兵的卷入，二是常何與張公謹的挑唆。其二，間接控制北門禁軍。在混戰中敬君弘、呂世衡被斬，北門禁軍群龍無首，常何成為臨時負責人。北門禁軍的向背是玄武門事變成敗的關鍵，陳寅恪先生對此有獨到論證。其三，瓦解援軍。瓦解其一，玄武門門前守衛張公謹，原是太子建成舊部。瓦解其二，建成、元吉的人頭被發到援軍中;其四，合兵圍剿。在秦府的增援部隊、囚犯奇兵及北門守軍三下合擊之下，兩府兵四散潰逃。

三、控制宮城，宮內逼詔。此環節有三個方面需要說明：其一，在常何率領的禁軍配合下，太宗集團迅速控制了宮城其甩諸門。這可從《安元壽墓志》撲捉到一條線索：“皇基肇建，二兇構逆。公特蒙驅使，委以心腹。奉敕被甲，于嘉猷門宿衛。”〔5〕(p.201)志主守衛的嘉猷門，是宮城西面的北門。太極宮其他七門，世民部也當迅速接管了。其二，軟禁高祖君臣。尉遲敬德率領70名精兵，將高祖和議事大臣軟禁。其三，利用高祖重臣說服高祖交權。當日參加議事大臣有裴寂、蕭蠫、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其中蕭蠫、陳叔達勸說高祖答應太宗的逼詔內容，而宇文士及本身就是具體負責配合尉遲敬德逼詔的。在武力威逼下，七位重臣除裴寂外六位大臣都傾向世民，高祖見大勢已去，加之世民以親子的身份投懷痛哭，高祖只好順勢下詔：“令諸軍并受秦王處分”，“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在太極殿東側)出宣敕，眾然后定。”〔6〕

四、增訓新兵，控制皇城。李世民雖然名義上掌管軍權了，但京城各口部隊，多是建成經營的人馬，李世民京城內的嫡系部隊力量還很單薄，隨時面臨高祖舊部及建成、元吉余黨的軍事威脅，增訓新兵，成為當務之急，因此“遣公(張士貴)與將軍劉師立招募壯士，曾未浹旬，歸公者萬有余計”〔5〕(p.131)。這支新軍成為李世民牢固控制京城及登基帝位強有力的保障。

五、收洛陽軍政大權，取得地方有力支持。《舊唐書》卷五十九《屈突通傳》云：“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洛陽行臺仆射，馳鎮洛陽。”為了取得洛陽地方勢力的支持，李世民派親信屈突通接管洛陽。此前，建成、元吉所屬曾告世民親信張亮在洛陽大肆活動，圖謀不軌。雖然經過審問，張亮無罪釋放，但李淵和建成在洛陽，也必對世民采取了防范措施。在世民控制長安局勢后，馬上派屈突通重新收回洛陽控制權，穩固自己爭奪天下的根據地，這也是震懾其他地區潛在反對勢力的需要，是穩定全國軍政局勢的重大一環。

六、拉攏軍事重臣，控制全國軍隊。如何對待李靖，是把軍隊大權牢固地抓在自己手里關鍵。李世民利用突厥南下之機，在心理上收復軍帥李靖。《執失善光墓志》可為證：“于時頡利可汗率百萬之眾寇至渭橋，祖即遣長子思力入朝獻策。太宗嘉其誠節，取其謀效，遣與李靖計會，內外接應，因擒頡利可汗，賊徒盡獲，太宗與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孫，無相侵擾。”〔5〕(p.215)太宗利用突厥大軍南下機會，一方面給李靖展示了自身強有力的突厥外援，一方面讓李靖了解了重大軍事機密，表示對他的信任，打消他的疑慮，促使李靖死心踏地地效忠自己。關于李眅，后面談張公謹時將涉及。

李世民通過上述系列環節的運作，實現了控制全國軍政大權的最終目標。

三、事變的人事安排

下面結合事變展開的相關環節，考察一下事變的主要人事安排。《舊唐書·太宗本紀》云：“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等于玄武門誅之(二兇)。”這個名單事實就是事變的領導班子，對照前面的執行環節，基本可以一一對應每個人的作用，現列析如下：

武德九年九月，太宗登基表彰功臣，長孫無忌、房玄齡、尉遲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其中房、杜是文臣，肯定沒有直接參加設伏戰斗，尉遲敬德參加了并成為主要打手，他功居第一是沒有問題的。只是長孫無忌、侯君集如果參加設伏，表現一般，功勞居第一是無法服眾的。謀劃方面他們也低于房杜，就是房杜功居第一也曾受到淮安王李神通的質疑，因此在謀劃方面長孫、侯也無法服眾。那他們二人功居第一，就應另有原因。

長孫無忌，在前面引述奇兵組時，曾提到他和高士廉并預密謀，舅甥二人為一組，士廉負責放囚犯，無忌負責武裝組織，迅速建起了一支神不知鬼不覺的奇兵，以此功居第一能服眾，功居第一里沒有他舅舅，本身高士廉也是文官，年齡也偏大，不可能讓他帶兵沖鋒陷陣，也可佐證無忌是奇兵的領導者。

侯君集功居第一，也當在指揮兵力方面。從當時局勢看，設伏環節中投入玄武門外圍剿東宮和齊王府援軍的720名秦王府軍隊，這支圍剿部隊的現場領導是最有資格功居第一的。這個人應該是侯君集，從他后來任兵部尚書一職，也可為他的帥才做個注腳。

關于屈突通、張士貴事發當天的作用，依據二人前后歷史情況，做一推測，屈突通年齡已經七十一歲，不可能參加現場拼殺，有可能和房杜二人坐陣秦王府或在家待命，事變后被派往洛陽控制局勢。張士貴，事變后被任命為太子內率，并被授命招收新兵，控制皇城，這也是事變前就謀定的。

上面所引還有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三人，沒有確定。如果按兵對兵、將對將的原理，可如此對應：侯君集對薛萬徹，程知節、秦叔寶對馮立、謝叔芳，在名單中程知節、秦叔寶排在侯君集后，如果推測不誤，當是侯君集的兩個副手，也是玄武門外攻擊力量重要領導人。

關于段志玄，《舊唐書》卷六十八《段志玄傳》記：“巢刺王(齊王死后封號)元吉竟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他是后面提到的“九人誅二兇”成員之一，有可能也是進入宮內70精兵的副頭領。這樣他在名單中有一席之地才說得過去。

以上就是參與事變主要領導名單的情況。接續這個名單的分析，玄武門內設伏“九人誅二兇之說”也就清晰了。

《舊唐書》卷五十七《劉師立傳》記：“劉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常等九人同誅建成”。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記：“長孫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云、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

前面已經排除了侯君集、長孫無忌，確認了尉遲敬德、段志玄。其中疑問比較大的是張公謹，在翻閱《兩唐書》、《資治通鑒》時，發現張謹與張公謹二名，《通鑒》記“武德八年八月，并州總管張謹與突厥戰于太谷。全軍皆沒，謹脫身奔李靖。”而《舊唐書·高祖本紀》則記為張公謹。張謹、張公謹實為一人。《張公謹傳》未記其太谷敗績，是修史者隱晦此事。而本紀中則顯露出其實就是張公謹兵敗太谷。從貞觀三年，張公謹上突厥可取六狀，也可見他念念不忘自己當年的敗績，終于協助李靖擊敗突厥，洗雪恥辱。另外太谷之敗后，張公謹任職問題有必要深究，《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一記云：“(武德九年七月)封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右武候將軍。”《張？墓志》略記：“祖公謹，唐朝授右武候長史，隋鄒虞三州別駕，太子右內率，右武候將軍。定遠郡開國公。”〔7〕(p.915)張公謹升任右武候將軍前，《通鑒》說其為右內副率，《墓志》說其為太子右內率。右內副率為確切，撰寫墓志的人把副去掉了。這和今天說某副處長，在一般場合都以處長相稱一樣。右內副率是太子手下掌宿衛侍從的副職。他在太谷全軍覆沒后，未受嚴重處罰，反任太子右內副率，可推測其間李建成為拉攏勢力，在高祖面前保下了張公謹，并以親信對待。在太子建成和世民兩大集團沖突日益尖銳的時候，李世民曾“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旨，逐漸親遇”〔2〕(p.2506)。張公謹是事變前不久被世民親遇的。太宗問他“自安之策”，其實暗含太宗探詢張公謹的立場，讓他明確表態。另外《張公謹傳》記：“初未知名，李眅驟薦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也可知他和重要軍事人物李眅兩個軍事重權人物有關聯，因此太宗決定采取行動時：“(太宗)遣卜者灼龜占之，公謹自外來見。遽投于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今即在不疑，何卜之胥？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2〕(p.2506)張公謹激烈的效忠表態，才促使太宗下了最后的賭注。“在爭奪皇位繼承權的斗爭中，雙方所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相同的。”“收買對方爪牙，李建成曾以重金收買李世民手下驍將尉遲敬德、段志玄等人，都被回絕了。李世民收買李建成手下將領常何和太子率更丞王緻卻獲得了成功。”〔4〕(p.92)這樣建成手下的主要人物，次要人物都發揮了內奸作用。《張公謹傳》記：“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關以拒之。”就當理解為太子右內副率張公謹切斷李建成的援兵，很大程度上是憑借其在太子建成屬下的職位權限，并非僅憑他個人的“勇力”。在設伏九人可以排除他，因為他不會和其他人一樣，對曾經有恩于他的舊主子正面交鋒。從他事變后的表現，基本沒有大的失誤，如果按照他在事變前后的作用，他應該有機會陪葬昭陵，而他的葬地是在尉氏縣西沉家村，與他原來的老領導任環同葬一縣。張公謹死時，太宗曾失聲痛哭，很大程度是由張公謹聯想起自己兄弟相殘一幕，是對自己違背天理人倫行為的懺悔。這些材料也可佐證張公謹在事變中的內奸作用。這樣余下李孟常、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云、杜君綽、鄭仁泰、龐卿惲等七人，連同尉遲敬德、段志玄計九人，這九人才是史書所記“九人誅二兇”的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