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征高麗失敗之后，往昔強盛的大隋帝國境內已經烽煙處處，形勢已經非常危急。但是就算到了這個危急的時刻，如果隋煬帝楊廣能痛下決心，學漢武帝那般下“輪臺詔”罪己，然后放棄征討高麗，全力安撫國內的民眾，討伐國內的反叛者，那么局勢依然大有可為。

有句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個“民”按我們現在一般會理解成小老百姓，普通農民之類的大眾，但其實在古代，這個民往往代表得是門閥、地主、豪強與讀書人。因為地主豪強門閥代表了各地的實力派，而讀書人則是宣傳渠道，誰是正統誰是叛逆，誰是好人誰是壞蛋都是由他們一言而決，而在古代能夠讀書的絕大部分都是地主階級，所以讀書人的身份與地主豪強門閥又有一定的統一性。因此在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如果最后不依托讀書人和地主豪強轉換性質成為他們的一分子，而是堅持革命到底的話，最后的下場一定是失敗。此時隋煬帝之所以還有翻盤的機會，就是因為當時的門閥地主豪強還未對其完全失望，畢竟他還是皇帝，有大義的名分。雖然說這種大義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面子上的功夫，但是一旦對它忽視，就必然會遭到無情地懲罰。當然隨后的歷史眾所周知，隋煬帝楊廣并未能把握最后的機會，他干了一件事，使得“人民”對他的最后一絲期望化為泡影。

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也就是第三次征伐高麗的次年，楊廣突發奇想地又突然跑去雁門視察邊塞。當然這事情他不是第一次干，就在大業三年(公元607年)，他率領五十萬大軍動用了十萬匹馬出塞巡邊，那時候的他可謂風光無限，塞外諸胡在他面前俯首帖耳，東突厥啟民可汗甚至要舉族更換漢服，表示自己的臣服。在高麗國上數次失敗的楊廣又想起了昔日的輝煌，于是想在塞外再次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希望當年的盛況能夠重現。其實究其實質，楊廣這個行為并非一點都沒有道理，此時東突厥逐漸坐大，帝國的北方開始面臨實質性的威脅，他這次的出巡如果能夠真正震懾住突厥人，那也可以說是好事一樁。可是有道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如今的世界也不是幾年前了，隋帝國經過三次征高麗元氣大傷，國內烽煙處處，早已不復往日強國的榮光。而東突厥經過修養生息之后實力大增，再加上之前那個臣服隋帝國的那個啟民可汗已經去世，新上臺的始畢可汗是個硬茬子，他對前任向隋帝國臣服的政策不滿已久，現在楊廣送上門來，那自然要好好照顧一番，始畢可汗率數十萬騎兵將楊廣團團圍困在雁門關，隋軍數度出戰均遭敗績，雁門四十一座城池被突厥人攻下三十九座。突厥人日夜猛攻，隋軍死傷不計其數。此時隋煬帝才收起了昔日目空一切舍我其誰的狂態，嚇得像個女人般抱著自己的兒子趙王杲哭得雙眼紅腫。此時士氣低靡，眼看就要支撐不住，此時眾大臣紛紛勸皇帝加重賞格，并且宣布停止征高麗。到這時候楊廣為了保命不得不答應臣子的要求。在這個好消息的刺激下隋軍人人用命，終于保得城池不失，最后在全國勤王軍隊紛紛到來的時候突厥人終于解圍而去。

就在這些忠誠的將士們滿心以為皇帝會兌現之前諾言的時候，楊廣卻把之前的話全盤否定，不但絕大部分將士都沒有得到應得的賞賜，而且皇帝居然重新宣布要繼續征討高麗！楊廣不知道自己這種做法等于犯了身為皇帝的大忌！在民間的眾多小說戲文當中“君無戲言”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可是“君無戲言”這句話并不僅僅存在于民間傳說中，而是有著很現實的政治意義。這句話起源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姬發駕崩后，唐國發生叛亂。

太子姬誦年幼，在周公姬旦的扶助下做了國君，史稱周成王。有一天，姬誦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宮中玩耍。姬誦隨手撿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桐葉，把它剪成玉圭形，送給了叔虞，并且對他說：“這個玉圭是我送給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國去做諸侯。”史官們聽后，把這件事件告訴了周公。周公見到姬誦，問道：“你要分封叔虞嗎？”姬誦說：“怎么會呢？那是我跟弟弟說著玩的。”周公卻認真地說：“天子無戲言啊！”后來，姬誦只得選擇吉日，把叔虞正式封為唐國的諸侯，史稱唐叔虞。中國的皇帝號稱天子，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而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政治象征，他說出的每一句話都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政策。之所以要君無戲言，就是因為國家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要有統一的政策導向，這樣君主就必須謹言慎行。而楊廣對這種關乎他統治基礎的大事似乎沒有絲毫的自覺，他還以為皇帝真的就是天之子，在帝國內他可以從心所欲。此次事件最終導致帝國軍方與門閥地主階級對皇帝徹底失望，帝國的徹底崩潰已經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

突厥的危機一過，楊廣故態復萌，又開始忘乎所以地要干他認為的要干的事情，比如說征高麗，造龍船下江都等等。對他來說，下層的人民起義根本不是什么問題，他身邊那些位高權重的大臣威脅更大。有一段很著名的對話就清楚地反應了隋煬帝的這種心態。比如楊廣當時問身邊的大臣如今全國的盜賊是多了還是少了。那時候身為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奉承他，就說：“已經漸漸少了。”楊廣又問：“那比以前少了多少呢？”宇文述又說：“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這種阿諛逢迎的話自然有人聽了不舒服，但是楊廣的性格又不是能聽進直諫的，于是當時身為重臣之一的蘇威就退到了大殿的柱子后面，來了個眼不見心不煩。可是楊廣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到了蘇威的小動作，于是就把他叫到面前問同樣的問題。蘇威回答也很有趣，說：“臣不負責這個，所以盜賊到底增加還是減少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擔心盜賊的遠近而已。”楊廣很奇怪，說：“這話是什么意思？”蘇威就說了：“以前盜賊的蹤跡在長白山那邊，現在盜賊已經到汜水了。以前正常的國家租賦丁役現在全都收不到了，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還不是都落草為寇了？現在大家紛紛謊報軍情，說剿滅了多少多少盜賊，其實越剿越多。另外皇上你之前說過不再征討高麗，現在又反悔，那盜賊能被平定才怪咯！”大庭廣眾之下這么一段話當時就讓楊廣這個好面子的皇帝下不來臺。不過楊廣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過了一段時間又跟蘇威商討如何征討高麗。他明明知道蘇威對征伐高麗是反對的，偏偏問，那還有啥好回答？蘇威倒是也沒反對，就說了一句話：“征討高麗簡單啊，都用不著出兵，只要大赦群盜，立馬就能有一支幾十萬的軍隊，再讓他們征討高麗戴罪立功，那他們為了免罪那還不人人爭先？這樣高麗輕松就能被滅掉了。”這下子把當時國家盜賊處處的情景一下子在楊廣面前挑明，楊廣當時就憤怒地破口大罵道：“這個老不死的奸徒居然拿盜賊來威脅我！”一句話就明顯地看出在楊廣的心中所謂的盜賊完全稱不上威脅，類似蘇威這種位高權重的大臣才是最大的威脅！

自東漢以降，中國的政治權力就掌握在名為門閥貴族的一批人手里，無論是漢的士族，還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這個行列中的一份子。這些人不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識。隋朝的根基就是這樣一批以關中為基礎的軍事貴族集團，史稱“關隴軍事貴族集團”，身為隋朝開國皇帝的隋文帝楊堅就曾經是他們中的一員。楊堅秉承南北朝時代“篡亂相繼”的風格，以權臣的身份登上皇位，那么自然會擔心自己手下的這些同樣是門閥貴族的大臣們是不是有一天同樣會篡掉他的楊姓的皇位。

而楊廣得到皇帝這個寶座同樣靠得是宮廷陰謀。靠著結交權臣楊素在最后時刻干掉了認清楚楊廣真面目，想反水的老爹。因此在楊廣的心目中，所謂的小民百姓僅僅是一連串的符號罷了，雖然說圣賢書中屢屢有重視百姓的話語，但是在楊廣這個目空一切的聰明人眼里這不過都是一些虛無飄渺的空話而已，可是權臣的威脅卻讓他如芒刺在背。再加上之前楊玄感的叛亂更坐實了楊廣內心的恐懼，就讓他更加不信任這些臣子。因此楊廣覺得當務之急根本不是盡快平定叛亂，而是怎么擺平手下這班不聽話的大臣。這個主次一顛倒，問題就非常嚴重。雖然楊廣和他老爹楊堅一樣對門閥貴族非常地忌憚，但是二者的不同點是楊堅有足夠的威望鎮得住他手下的大臣，也有足夠的經驗和手段來擺平這類對帝國造成危害的事情，但是楊廣卻什么都沒有，他能殺掉一個兩個反對他的出頭椽子，但是他不可能殺掉所有反對他的大臣，在感覺到大部分的大臣并不贊同他的政策之時，他害怕了，他感覺這個被眾多關隴門閥貴族包圍著的帝都長安不再安全。于是楊廣又干了一件可以說是愚蠢的事情，那就是下江都。

下江都以常人的思維簡直不可思議，一個皇帝置國家的政治中心不顧，卻流連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要知道雖然當時的江都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跟在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巨城長安比起來依然差得太遠。這樣不但大大增加了控制國家的行政成本，而且打亂了之前已經成熟的政令渠道，使得整個上層無力化，簡直是變著法子走向國家毀滅的境地。不過如果站在楊廣的立場換位思考下，我們會發現楊廣下江都其實非常順理成章。楊廣在隋文帝開皇八年為行軍元帥，統轄九十路總管，雄兵五十一萬八千渡江滅陳，結束了南北朝長期的對峙，統一全國。開皇十年(公元590年)，在平定南方的陳朝之后，為了鞏固對江南的統治，隋文帝任命楊廣為揚州總管，出鎮揚州即江都。《劍橋中國史》中就盛贊楊廣對當時中國江南的統一和發展所作的貢獻。比起長安，江都才是楊廣真正的老巢所在。呆在江都遠比呆在貴族門閥林立的長安更能令楊廣舒心。當然盜賊蜂起也是楊廣最終下江都的一個重要原因，縱觀隋末的農民起義，北方比南方嚴重得多。楊廣并不是一個白癡，相反他非常地聰明，蘇威的那番關于盜賊越來越近的說法雖然讓他非常生氣，但是也確實起到了警鐘的作用，楊廣身前有到處蜂起的盜賊，身后又有眾多居心叵測的貴族門閥，于是下江都也就成了一個非常自然的選擇。

西方有一條著名的“墨菲法則”，大意為“一件事只要有可能會變得糟糕，那就一定會變糟糕。”站在楊廣的立場上他做的一切都符合邏輯，但是最后的結果表明他作的每一個決定都是最糟糕的。在江都他固然可以擺脫關中的那些勢力強大的貴族門閥，也可以遠離越來越多的“盜賊”，但是同樣的他也失去了對帝國北部的實際控制。在前朝北周的苦心經營后，關中大地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均十分雄厚，又是府兵制施行的重點地區，有著整個帝國最龐大的軍事力量。楊廣離開了長安就意味著他完全放棄了關中的支配權。所謂“得關中者得天下”，秦漢以降莫不如此，覬覦這塊肥肉的野心家大有人在。楊廣在遠離了危險的同時也同樣遠離了自己的根本，最終與整個帝國一起走向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