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三國時期蜀國的丞相，可稱中國古代最受贊譽崇拜，也最具傳奇色彩的政治家、軍事家，《三國演義》還將他描繪成一個能神機妙算、未卜先知的智慧之神。他輔佐劉備建立蜀國，其兢兢業業、鞠躬盡瘁的人生與品格，是人們心目中最完美的輔弼大臣形象，成為中國人理想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英雄人物。諸葛亮的形象已經深深扎根在民眾的心中，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極為重要。那么，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是否符合這一形象？如果有相當差距的話，人們為什么要刻意塑造這個完美偶像？這個偶像在中國傳統政法文化中又象征或意味著什么？……千萬不要小覷這些問題，其中可隱藏著許多傳統政治文化的秘密。

應該承認，諸葛亮是一位頗有智謀與成就的歷史人物，二十七歲時的《隆中對》已見一斑，此后在輔佐劉備建立蜀國的過程中，也時有出彩的計謀或過人的膽略。然而從三國歷史的大局來看，蜀漢是一個戰敗之國，許多戰略上的失誤與戰術上的敗筆，也都與諸葛亮有關。如關羽大意失荊州，不但是關羽的責任，同時也是掌握總局的諸葛亮幾乎不作為的結果。再有劉備死后，諸葛亮對蜀國的經營也存在許多問題，如人才的儲備、國力的提升等方面，都捉襟見肘、自以為是。尤其是缺乏群策群力的謀略，往往一意孤行，對大將魏延抱有成見，使劉禪成為扶不起的阿斗，乃至蜀國很快滅亡。然而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有太多的人在為諸葛亮的形象工程涂脂抹粉，推崇備至，乃至將其塑造得近乎完美，從神化發展到妖化，杜撰出借東風、空城計之類的傳奇故事，而使歷史越來越離譜。

問題在中國文化塑造出這樣一個官員高大形象，其原因與目的何在？諸葛亮之所以能登上神壇，首先要歸功于本人對主子忠貞的品質，在完全可以取而代之狀況下，依然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劉備永安宮托孤時曾明確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類詔書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它使諸葛亮可以名正言順地取劉禪帝位而代之，同時劉備死后，諸葛亮集軍、政、財、文大權于一身達九年之久，然而他卻從來不存此“邪念”而依然忠心耿耿。與同時代人曹丕、司馬炎諸人握有軍政大權后最終篡位相比，似有天壤之別。曹操、司馬懿、司馬昭等人雖沒有篡位，但逼宮、殺弒及宮廷政變的一系列行為，也使諸葛亮頗為忠貞的一生品行之魅力更相得益彰。加上其賢相、廉吏兩者兼有的身份，其官奴人格完全符合最高統治者與制度文化的需要，是使統治保持穩定的支撐點，是緩和社會各種矛盾的潤滑劑。總之，中國古代這樣的官員十分罕見而難能可貴。

在忠貞標準上，諸葛亮的家人與子孫亦無瑕疵。其子諸葛瞻雖不具將帥才華，沒能利用有利地勢抵御魏軍的進攻，致使魏軍鄧艾部長驅直入。但他繼承了其父的“忠貞”衣缽，拒絕了鄧艾表封“瑯琊王”等高官厚祿的引誘，斬了來使以示決絕，并為蜀國戰死于綿竹，壯烈成仁而不辱先父名節。其孫諸葛尚也同樣“乃馳赴魏軍而死”，又為祖父“忠貞”名節錦上添花。有如是不貳忠臣及后代，后世統治者與文化人當然要大加推崇。諸葛亮遂成為統治階級與傳統文化標榜推崇的一面旗幟。

但認真考察一下諸葛亮統治下的蜀國，許多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一是龐大的國家機器與民眾的沉重負擔，只有九十多萬人口的蜀國，官吏竟達四萬多，軍隊更在十五萬以上，平均二十七人養一個官，并負擔近五個士兵。民眾不但供養著這龐大的國家機器，而且青壯年主要在前線軍隊，后方生產第一線的，已大多為婦孺老幼。龐大的國家機器成為懸在民眾頭上的利劍。二是對民眾的嚴密控制，用嚴刑峻法統治。據《蜀記》引郭沖五事，諸葛亮認為，劉璋治蜀時，刑法太輕，導致蜀人忘了君臣之道，所以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并濟，上下有節。”其目的在維護君臣之道，維護統治的穩定。《三國志？諸葛亮傳第五》所謂“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雖說其德刑兼用而民無怨，然終掩蓋不了嚴刑峻法的事實。總之，諸葛亮時代，西蜀是典型的戰時經濟體制，它的特點是一切服務于前線，一切都為了戰爭，民眾的疾苦生死基本無暇顧及。有關記載只字不提民眾遭受的戰爭苦難，只字不提蜀國人口急驟下降的事實。

諸葛亮的計謀一生，最為人們津津樂道，認為他足智多謀，天下無雙。然而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下，其計謀的用意與目的何在？因為諸葛亮的錦囊妙計，人間往往會多灑下一掬掬悲慘眼淚，國家常常又多了一片片的焦土，除了用人民的血肉給軍閥們整合其勢力范圍，其錦囊妙計又有多少價值？為什么人們要崇拜整天用謀略去算計別人，去互相殘殺，去爭權奪地，去火燒，去水淹……連他自己都說：“吾雖有功于社稷，必損壽矣！”諸葛亮為什么會有這樣擔心呢？問題就在于戰爭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伏尸千萬，血流成河，同時對環境、文化的破壞，這些諸葛亮心中都是有點清楚的，后人倒似乎一無感覺。當然，有人會說這是時代使然，不必苛責個人。問題是后人為什么還要如此崇拜這些戰爭殺人的計謀？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身受其害，甚至被當作炮灰的平民百姓，卻自覺自愿地在贊美、崇敬這些以計謀取勝的戰神，這是一個民族的病態，還是一種文化的墮落？

他的《出師表》曾使多少文人志士感慨敬佩，他“出師未捷身先死”的事跡又使多少英雄豪杰淚下沾襟。然而有沒有想過，他六出祁山，連年征戰，結果只能是勞民傷財，毫無功績。幾次出師伐魏，眾多大臣都表示反對，但他根本不聽勸阻，一意孤行，用各種手段來消除異議和異己。諸葛亮五伐中原時，形勢遠遠惡劣于夷陵之戰前，丞相身份遠遜于唯我獨尊的皇帝，但同僚們卻無人敢講不同的意見。

這說明，諸葛亮的個人權威已與君主不相上下，人們無法與之交流而只能順從。就是說幾次北伐幾乎都是在他一人堅持下成行，其剛愎自用、窮兵黷武之心胸昭然若揭。諸葛亮不知著眼于建造一方樂土，為百姓謀福利，不斷提升國力，卻偏要不斷發動戰爭，透支國力。或許可謂是“大一統”文化之毒害，諸葛亮要將蜀國上升為一統天下之正統政權的欲望，造就了這一場場殺人戰爭的上演，然而其中必然包含著諸葛亮希望成就此欲望所能帶來的個人功名利祿及世人對自己的崇拜盛景。

還有兩案也頗說明諸葛亮的權謀人格。一是法正案。法正受到劉備的信任倚重，言聽計從，并擔任了蜀郡太守與揚武將軍。法正得志猖狂，凡“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其報復手段嚴厲殘酷，將曾經詆毀、傷害過他的很多人擅自殺了。有人建議諸葛亮啟奏劉備，抑制一下法正的作福作威。諸葛亮卻解釋說：自得法正輔佐以來，主公改變了進退狼狽的處境，能在天空翱然飛翔。法正功勞這么大，怎么能禁止法正心得意滿地行事呢！可見諸葛亮深知劉備對法正的倚重，而投其所好加以奉迎。二是常房案。益州從事常房接到密報，檢舉詳柯太守朱褒密謀叛變。常房立即將朱褒的主簿抓起來審訊后“殺之”。朱褒大怒，遂率兵襲殺了常房，而且誣陷常房謀反。諸葛亮得知之后，竟將常房的幾個兒子全部處死，還將常房四弟流放于越儁山區。此案中官位僅為從事的常房敢將朱褒的主簿審訊后殺之，肯定有定案依據，只是他過于自信，不該在主犯未曾歸案前殺了從犯，從而自毀了人證。常房是文職，更沒有兵權，他憑什么謀反？朱褒的誣陷不過是賊喊捉賊，故意弄混水罷了。諸葛亮處丞相高位，卻不分青紅皂白以濫殺無辜去安撫朱褒，而朱褒卻以反叛給了諸葛亮一記響亮的耳光。

諸葛亮被神化的故事在做著這樣的宣傳：統治者為了國家是如此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人們應該感動不已，以為那些“圣人”、“明君”就有如此偉大的品質。同時要求臣民學習其精神，追求此類高大完美的人格典范，拋開個人的利害恩怨，共同為國家(君主)的利益而奮斗。然而由于人的自身弱點，其實不可能進入此種境界，或者說現實中不存在這樣的偉人。將某些君主、高官偽造美化成偉人的政治目的，就要麻痹國人的神經，使人們一直生活在政治幻覺中，對統治者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