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中，因為各種原因，流傳著各種謠言，比如，主炮晾衣服，鄧世昌養狗、清朝實力不如日本等等。但是，最大的謠言莫過于慈禧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導致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前準備不足，裝備落伍，以致造成甲午戰爭的失敗。

其實，這個謠言來源于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文集》一書。梁啟超在書中說，自馬江敗后，“群臣競奏請練海軍，備款3000萬……頤和園工程大起，舉所籌之款，盡數以充土木之用”。這個說法，無疑與海軍經費籌集的一般規律相差太遠。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時海軍衙門除維持海軍及年撥100萬兩充東北練餉外，要在光緒十四至二十年的6年中另外籌集軍費3000萬兩白銀是不可能的。梁啟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動民眾反對慈禧。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和梁啟超曾制造了許多謠言。為了掩蓋“圍園殺后”的計謀，康有為逃到日本后不僅軟禁了王照，還與梁啟超一同篡改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

從光緒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就開始常駐頤和園。這說明頤和園已經初具規模。可是工程仍在繼續，并開始籌備慈禧60壽誕慶典，海軍衙門經費繼續挪用于園工。據《洋務運動》一書記載，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稱：“查頤和園自開工以來，每歲暫由海軍內騰挪30萬兩撥給工程處應用，復將各省督撫認籌海軍巨款260萬陸續解津發存生息，所得息銀專歸工用。……惟每年撥工之款原屬無多，各省認籌銀兩亦非一時所能解齊。欽工緊要，需款益急，思維至再，只有騰挪新捐暫作權宜之計。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輸項下暫行挪墊，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陸續提解臣衙門分別歸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錕奏：“此次奉報出使經費197萬兩款內，已于本年四月間準總理衙門咨開奏準，暫行借撥頤和園工程銀100萬兩，由津生息項下按年盡數歸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挪用于頤和園工程的，是海軍衙門經費，而非北洋海防協餉，而且已經歸還。

其實，就海軍經費方面來講，清政府投入海軍的經費一點也不比當時日本投入的少。1861至1888年，北洋水師從籌建到成軍的27年間，清政府一共投入海軍經費一億兩白銀，平均每年投入300萬兩，占年度財政的4%至10%。日本政府從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間共向海軍撥款9億日元，折合成白銀才6000萬兩，平均每年投入白銀230萬兩，相當于同期清政府對海軍投入的60%。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銀60萬兩。李鴻章卻聲稱拿不出錢來。直到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他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107萬兩;德華銀行存銀44萬兩;怡和洋行存銀近56萬兩;開平礦務局領存銀近53萬兩;總計260萬兩。”拿不出錢來的海軍和存款260萬兩白銀的李鴻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對照！

據有關史料記載，直到甲午海戰爆發前，無論從數量上看，還是從質量上看，北洋水師的裝備應該超過了日本聯合艦隊。當時，北洋水師與聯合艦隊鐵甲艦方面的數量比是6：1，中國遙遙領先;非鐵甲艦方面數量8：9，日本略勝一籌。定遠號、鎮遠號等軍艦的護甲厚達14寸，即使是經遠號、來遠號的護甲也厚達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號”艦，也缺乏北洋艦隊這樣厚重的裝甲防護。而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綜合了英國“英偉勒息白”號和德國“薩克森”號鐵甲艦的長處設計而成，各裝12英寸大炮4門，裝甲厚度達14寸，堪稱當時亞洲最令人生畏的鐵甲堡式鐵甲軍艦，在世界也處于領先水平。

就火炮而言，無論大口徑火炮，還是小口徑火炮，北洋水師均占優勢。200毫米以上大口徑的火炮，北洋艦隊與聯合艦隊的比例是26：11，我方遙遙領先;小口徑火炮方面，北洋艦隊與聯合艦隊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徑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領先，中日之間比例是209：141。因此，清政府認為自己的海軍實力位居亞洲第一。也正是基于這種力量對比，清朝政府才毅然對日宣戰的。

在豐島和黃海兩次海戰中，北洋水師頻繁出現炮彈擊中日艦不炸的現象，而且彈藥不足。在豐島海戰中，濟遠艦用150毫米口徑火炮發射炮彈，擊中日艦速度最快的吉野號右舷，擊毀舢板數只，穿透鋼甲，擊壞其發電機，墜入機艙的防護鋼板上，然后又轉入機艙里。可是，由于炮彈的質量差，里面未裝炸藥，所以擊中而不爆炸，使吉野僥幸免于沉沒。在黃海海戰中，吉野號又中彈不少，但終未遭到毀滅性打擊。當時在鎮遠艦上協助作戰的美國人麥吉芬認為，吉野號能逃脫，是因為所中炮彈只是穿甲彈。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中“實有泥沙”，有的引信中“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

據《甲午中日陸戰史》記載，北洋水師不僅艦炮發射的炮彈不炸，海岸炮臺發射的炮彈也不爆炸。日方就曾說，清軍旅順口炮臺發射的炮彈，“雖其響轟轟，但我兵因之死傷者甚少，之所以如此，無他，海岸諸炮臺發射敵之大口徑炮彈，其彈中大半填裝以大豆或土砂故也。”這些現象表明，擊中不炸，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發射的炮彈本身就是未裝炸藥的實心穿甲彈，只能穿透船體裝甲，不可能爆炸;二是發射的穿甲爆破彈裝藥有問題，裝填煤灰、土沙之類。這樣的炮彈顯然不適宜于與擁有速射炮的日艦激戰，只適于平時演習打靶之用。

另據《甲午戰爭史》記載，一位細心的觀察家曾統計，在定遠和鎮遠發射的197枚12英寸，即305毫米口徑炮彈中，半數是固體彈，不是爆破彈。戰至最后，定遠、鎮遠彈藥告竭，分別僅余12英寸口徑鋼鐵彈3發和2發。那么，為什么北洋海軍在戰爭爆發后，還把那么多不適合實戰、只適于演習用的實心穿甲彈和裝藥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彈裝載在軍艦上？為什么不全部換上最具威力的開花彈呢？

而據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和稟后附文記載，參加過黃海大戰的定遠、鎮遠、靖遠、來遠、濟遠、廣丙等7艘軍艦的存艦存庫炮彈，僅開花彈一項即達3431枚。黃海海戰后，又撥給北洋水師360枚開花彈。由此可見，造成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彈藥不足的責任不在機器局，也不在軍械局，而在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身上。

在中日雙方開戰后，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消極避戰，卻心存僥幸，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藥都沒有帶足，致使北洋海軍在彈藥不足的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大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斗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至于彈藥中裝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類，影響炮彈爆炸，原因在于天津軍械局的辦事員被日軍收買，充當了日軍的間諜，故意破壞。

對于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失敗的原因，英國海戰史學家曾評價說：“大東溝海戰的結果是雙方對海戰理論無知的產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戰理論，就根本不敢挑戰實力更強，擁有堅不可摧鐵甲艦的北洋艦隊;而假如北洋艦隊多了解一下海戰理論，又怎么可能在擁有大艦巨炮的情況下仍然遭到慘敗呢？”

甲午戰爭無疑是世界戰爭史上一場“泱泱大國”敗給“彈丸島國”的特例，雖不符合常規，但卻真實地發生了。如果，把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結于諸如主炮晾衣服、鄧世昌養狗、慈禧挪用軍費等枝葉問題上去，勢必看不清問題的實質，找不到甲午戰爭失敗的真正原因。李鴻章曾上奏清廷說：“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此語振聾發聵，令人深思。

其實，甲午戰爭失敗的真正原因，除了政治制度和朝廷官員的腐敗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清政府對日本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從思想上和軍事上都沒有做好與日本一戰的準備。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如果現在仍認不清日本右翼的實質，對安倍政府抱有幻想的話，不僅會危及當代，而且還會禍延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