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農民”在這片土地上甚至成了一種蔑稱，說某人是“農民”，完全是一種歧視。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個國家是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迄今農業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仍占據相當高的比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務農并非民眾自愿的選擇，那么，“以農為本”的重農思想是如何產生的？

古代中國制定了哪些制度強制和引導民眾成為農民？民眾又有哪些針對性的舉措應付官府？在您看來，民眾被改造成農民，經歷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時間，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強制的結果，那么，國家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能這樣做？侯旭東：農耕出現得相當早，大概一萬年前就出現了。

但是，農耕真正成為一種主要的生計方式，其實和國家在背后的推動密切相關。我認為這種轉變主要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時期。這是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各個國家相互競爭、謀求生存發展，二百多年間戰爭不斷，農耕普遍化與戰爭和國家間生存競爭有相當的聯系。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投入兵力上的變化。春秋時期流行車戰，一些大規模的戰役會動用幾百乘兵車，但城濮之戰也不過七百乘，鞌之戰八百乘，千乘就了不得了。實際上，車戰所動員的兵力大概也就幾萬人，車上只坐三個人，每輛車后還跟隨72名徒士，再加上車上的幾千甲士。粗略估算一下，八百乘兵車也就五萬多人。

此外，春秋時期，組織打仗的主要是貴族，武器裝備是由貴族自供的。但是，到了戰國以后，發生了很大變化，各國的兵力增加到30萬到100萬，且開始向常備化發展。一場戰爭動輒幾十萬人參戰，公元前318年秦與諸國戰于修魚，斬首八萬二千;前293年秦將白起大破韓魏聯軍于伊闕，斬首24萬;前273年白起敗魏軍于華陽，斬首15萬;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被俘虜的40萬趙軍，統統被活埋了！前234年，秦將桓齮(yǐ)攻趙平陽，斬首10萬;由一方的損失不難想見雙方動員兵力的數量。前224年，王翦攻楚，所率軍隊多達60萬。

別小覷數量上的變化，背后是士兵來源與供應方式的重大變化：原先是貴族自行提供裝備，加上其私屬，相當于國人為封君作戰。現在要大量動員普通百姓上戰場，這些人無力自行負擔裝備，都要由國家提供。為維持眾多的常備軍，國家的財政負擔驟然增大了很多，春秋戰國時期先后出現的一系列的變化，直接間接均與此有關，如任命式的官僚制、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國君掌握更大的權力來控制與調動人力與資源)，建立戶口制度(直接控制更多的百姓)、律令制度(應對不斷增加的日常事務)、對人才的爭奪與吸引、各種名目的授田制以及賦稅征收上的變化(始于春秋時期)，目的是使國家能有持久穩定的物資收入，以維持國家機器(官員與軍隊)的持續運轉。

農民的普遍出現與這樣一個大背景有著直接的關系。當時的狀況是各國之間處于互有勝負的膠著狀態，并非一次戰爭便決定國家的存亡，如若一次定生死，就不會產生這些后果。戰爭狀態持續了數百年，經歷的是不斷的你勝我敗，推動各國通過不斷的變革來促進其內部(制度)的變化。這是生存壓力下的選擇，沒有其他退路。只有改革越徹底，才有出路。國家組織動員人力、物力的能力越強，才能在持續不斷的戰爭兼并中獲勝。你死我活的壓力下，那一時期才涌現出了如此多的變革。但是，并非所有國家都成功變革了，楚國吳起變法就遇到了極大阻力，尤其是遭到貴族們的反對。秦國最為成功(軍功爵，獎勵耕戰)，才在漫長的逐鹿中勝出。

商鞅居功甚偉，不過，也由此開啟了百姓淪為國家工具的漫長歷史。馬克斯·韋伯十分看重長期戰爭帶來的理性化壓力，他認為中國理性化最強的時代就是戰國時代，原因就是紛爭不斷。一旦統一，就會相應帶來權力壟斷，“會窒息了行政運作、財政管理與經濟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戰國諸侯相爭時期的理性化驅動力，在帝國統一后就不復存在”(《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廣西師大，2010年，第105頁)。我們以前一談及戰國時期，腦海中就會條件反射地出現人民的痛苦和戰爭等印象，人民似乎極其渴求統一。相比于我們關注到的層面，韋伯的這段見解頗有洞察力，揭示了戰爭這種“惡”在歷史中的意外作用，比起簡單地歌頌統一，看到了歷史更多的側面。

浙江大學趙鼎新教授研究春秋時期戰爭的影響，他的研究其實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包括韋伯、蒂利在內的一批西方學者關注十七世紀西歐的變化，其中也強調了戰爭所引起的一系列變化，比如財政制度的變化、中央集權的出現等。中國戰國時期的情況與十七世紀的西歐類似。回到中國，國家制造農民，是和戰國時期的大背景分不開的。各國面臨的境況類似，做法也大同小異，重農與授田是不少國家共同的選擇，律令規定上亦有相通處。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后面附的魏國“奔命律”與“戶律”的精神，便與秦國相近。只是秦國這方面作得更徹底，最后能在爭雄過程中勝出，能這樣作，是與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內部各方力量競爭中國君力量的成長有關，有些國家，如晉國、齊國與魯國，分別出現了三家分晉，田氏代齊，與三桓力量的崛起等變化，內部發生過權力格局的變化，無論是新起的力量還是舊君，在競爭中采取各種辦法來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壯大公室，為日后走上改造百姓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在思想層面上，“以農為本”的重農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侯旭東：多源匯流后成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重農思想的出現可能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有關。商人和周人兩個族群的謀生方式便存在差別。商人可能不是特別重視農耕，我曾去安陽殷墟，看到殷墟宮殿基址以及王陵祭祀大量使用“人牲”，純粹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殺了很多人(關于這類人的性質，過去爭論很多，是奴隸還是戰俘等，說法不一)，其中大部分還是青壯年。商王下葬時還有不少活人作為“人殉”陪葬，這些多是男女親信。看來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與勞力的。

真正強調農耕的是戰國的改革家們，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農家。魏國李悝變法，首倡“盡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為顯著，鼓勵耕戰。《商君書》、《呂氏春秋》中提倡農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書中最后四篇：《上農》、《任地》、《辯土》、《審時》，題目就極為鮮明地突出了重農。內容包含了農耕技術，還有為何重農的闡述。其中還包括影響深遠的工具論與愚民論。《上農》中便說：“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

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眾務農不僅盡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眾淳樸易于驅使，便于貫徹國法，利于君主統治，更使民眾積累家產而不輕易遷徙。相反則是“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韓非子·顯學》亦可看到農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