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病死白帝城，托孤諸葛亮時曾說，小兒如果可以輔佐就盡力輔佐，不可輔佐，你大可取而代之。諸葛亮聽后感激涕零，最終死心塌地輔佐后主。許多人認為劉備在此是假仁假義，想激諸葛亮。但是事情的真相真的是這樣嗎？我們或許可以從他們兩人的關系之間看出一二。

關羽被東吳殺害以后，劉備報仇心切，竟不聽諸葛亮勸告，親自率軍出征，攻打東吳.結果大敗，自己也病倒在白帝城的永安宮.劉備知道自己病難以治好，便派人日夜兼程趕到成都，請諸葛亮來囑托后事.劉備臨終時對諸葛亮那翻“嗣子不才君可取”的話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因為這樣的托孤是空前的，也是絕后的，史上僅此一例。對此，人們眾說紛紜。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這是劉備臨終時的激將法——將諸葛亮一軍，讓他死心塌地輔佐劉禪，不敢造次。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少。毛宗崗曾在此評點說：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為真話乎？為假話乎？曰：以為真則真，以為假則假也。言下之意他是不信的。明朝的李贄就更直接了，干脆大呼：玄德真奸雄也！

此中種種只要一起看看兩人的感情就知道是真是假。

東漢之末，綱紀崩摧，黃巾蜂起，州郡割據，自桓、靈、獻三帝七十余年間，中原大地成了盜賊橫行，權霸凌烈，有奶便是娘，有槍便為王的暴力搏殺之場。曹操占了天時，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他奸詐酷烈，寧我負人，無人負我，盡失人臣之義，終不入百姓法眼。孫權承嗣父兄，霸業江東，雖有地利之極便，然而，偏隅一方，自封自閉，終一時難為泱泱華夏之正統。三雄之中唯劉備志在除漢賊，扶漢室，匡正王道于九州，符合天下百姓求安定、盼一統的大方向。劉備得的是民心，雖囿于歷史大勢而終其一生未能實現他的宏圖大業，但他的信念至死未移，他的言行至死未變，他的事業也因為后繼得人而一直堅持到了最后。他用自己對大漢王朝竭誠無二的忠義，以雖為一蜀而獨耀西天的漢王國，為劉漢帝國四百余年的長編續結了一個小而燦然的光環。

白帝城劉備托孤于諸葛亮，說出“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話，除了盡現他們君臣之間志同道合、情比股肱的肝膽本懷之外，最能體現劉備對志向、對事業、對國家百姓至死不逾的忠義之心。對此，后世評家說辭多異。不少人評劉備是偽言，就是今天所說的作秀。其實，說輕一點這是曲解了劉備，說重一點是以小人之心度英雄肺腑。評說歷史人物，定要設身處地，深研當年，再現客觀才能說話。絕不能撲風捉影，妄加揣測，離題萬里。

想當年，軍閥混戰，群雄逐鹿，志在天下身體力行者，何人不知創業之艱危？何人不明繼者之重要？對劉備來說，偏隅西蜀一角，三分天下而其勢最弱，前狼后虎，鷹視耽耽，秋風四面，稍懈即滅，面對殘半金甌，匡扶漢室以正天下從何說起？凋山敝水有何可資傳嗣？誠然，父繼子業是帝王正統，但劉備直至將死之際，仍是一個置身于零亂的舊正統之中，奮力拼湊新正統而未獲成功之人。他還未能實現宏圖大略，偏狹蜀地離他心中的帝系天統還遠得遠呢，作為一個出生入死為一統的實干家，劉備還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不清楚嗎？

正統的建立需要英才而摒棄庸人，而他的兒子又的確不堪重望，為了能夠實現自己及眾人共同的大志向，為了大漢天下從此河晏海靖，他為什么不會思考更適合的人選繼承自己，又有什么必要當著自己的生死戰友諸葛亮去扭捏作偽呢？難道此一種現象真如有人所言“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尚”的嗎？真是能導致“備之命亮，亂孰甚焉”的嗎？置劉備當年處境于不顧，非要旁逸斜出、搜羅扒剔一些莫須有的所謂資訊，來讓千年前的英雄灰頭土臉，叫現時代的英雄啞口無聲，臉皮也真是厚得可以。

無獨有偶的是，《吳志·張昭傳》引《吳歷》記孫策臨終時對張昭也說過“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話，有人以此來證三國時人情，或以為是人主臨終的一種慣語，我真奇怪這類人的思維邏輯，史實面前卻常常自以為是，你為什么不先問一聲，它為什么是三國時期人主的一種人情慣語呢？又為什么不以此來證明是三國時期英雄們的共有的真情呢？周一良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說得好：“……三國紛爭之時，統治者心中之主要目標，在于鞏固地盤，進而爭奪天下。劉備以此勉勵諸葛亮，孫策托孤于張昭亦然。”盧弼《三國志集解》中也說：“昭烈睹嗣子之不肖，慮成業之傾敗，發憤授賢，亦情之所出，何疑為偽乎？”陳壽《三國志·先主傳第二》最后評劉備道：“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勝軌也。”這才是至情至性至實之評。英雄之情的慣語也一如常人常情的慣語，是其時其地其人情感的率真流露，道不同不相為謀，后世評家又何必非要強拉硬扯唯以“惡俗”二字馬首是瞻！

三國鼎立，西蜀立足最晚，地最狹，人最少，力最弱。劉備稱帝之初，百廢待舉，他卻為報關羽之仇，傾全國之兵攻吳，遂至大敗，郁忿而逝。諸葛亮事后嘆息說，如果法孝直在，必能勸阻。后世評家以此作為諸葛亮不受劉備信任的例子，豈不知這正是一個諸葛亮與劉備親密無間的鐵證啊。基于是志同道合的知己，諸葛亮絕不會出面阻擋劉備為關羽報仇，天大的悲痛還在其次，根本原因在基于事業之上的手足之情。人既已沒，大業又何從談起，劉備視兄弟情誼至大如天，正是他忠義社稷的最公正的注腳。

對此，諸葛亮是非常清楚的，他的遺憾，意思是由“圈”外的后來者提出反對意見，更符合大道大義的實際，能讓劉備更清醒地認識報仇舉動的不合時宜。諸葛亮之言恰恰反映出劉備對親友的那種拙直之義。于國家，曹魏已篡政，劉備也已承續漢統，為踐諾“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兄弟情誼，當然成為劉備不計生死，必傾全力赴湯蹈火一戰的必然。痛失關張手足，義赴黃泉共處，正是劉備當行必行之大義。諸葛亮明知勸阻不了，也沒有去勸阻，因為，諸葛亮又何嘗不是滿腔忠義之情呢。明知伐吳為錯，傾出更謬，卻一個必行不罷，一個不勸而忍，社稷忠義，情死如一，這就是劉備、諸葛亮一群亂世精英所共有的獨特情操啊。

蜀漢建興五年，諸葛亮上表北伐，表中有言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可見事業之大在劉備、諸葛亮他們心中的重量。青春已去，大志不逮，回首當年，痛徹骨髓，三分之窟、殘山斷水何嘗在他們的眼中！嫉忌怨懟、結黨營私、猜嫌諂構、貪賄敲剝等等污濁又何嘗在他們心中！

清初才子金圣嘆臨死寄語家人說：“殺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圣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金氏因雙異并至而驚詫，實乃是為傾滅在即，壯志灰飛而悲嘆。可見世之英雄的豪情壯志，是死滅無盡殛粉尤存的。以此觀之，劉備之偽又從何而起，又從何而來！劉備之德，惠民之仁。高風亮節，飚炳千古。前事后師，黃鐘大呂。試觀今日之宇內，和諧風當偃小人草，務必以前賢為鑒，老調長談，才能夠避免“后人復哀后人”的重演。

可見，劉備和諸葛亮之間的關系正如劉備所言，魚水之歡也，既然已經如此推心置腹，又何來假仁假義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