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是一個強人，也是一個女人。唐高宗死后，中宗李顯、睿宗李旦先后在位，武則天連續(xù)臨朝稱制，自專朝政，掌握著大唐帝國的實際最高權(quán)力。后來，武則天索性廢掉李旦，從幕后走到臺前，光明正大地當起了大周女皇。

為政初期，武則天主張“以道德化天下”，政治氣氛還算緩和。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業(yè)叛亂，對武則天的統(tǒng)治形成很大威脅。叛亂平息后，武則天改年號為垂拱，表示繼續(xù)“勵精為政，克己化人”。然而，“將相陰謀”“人多逆節(jié)”的嚴酷現(xiàn)實，幾乎把武則天掀翻在地。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鞏固自身統(tǒng)治，武則天不得不起用大批酷吏，豢養(yǎng)鷹犬，以此打擊、清除異己勢力。

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比較知名的酷吏有二十七人，其中名氣最大的莫過于來俊臣和周興。在新舊《唐書》的《酷吏傳》中，也是來俊臣排第一，周興排第二。這些酷吏，受命女皇，有恃無恐，用刑嚴酷，殺氣騰騰，令人聞之色變，望風自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總結(jié)，“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shù)百人，次及大臣數(shù)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shù)”。

《舊唐書》記載，來俊臣、周興等酷吏頻繁羅織罪名，制造冤案，死在他們手中的人不計其數(shù)，如來俊臣“前后坐族千余家”，估計不下三五千人;周興“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被其陷害者數(shù)千人”。其他的酷吏，諸如索元禮、丘神勣等人也是惡跡斑斑，在此不詳述。酷吏，是特殊時期的產(chǎn)物，不過是武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打擊政敵的工具，一旦政局安定了，統(tǒng)治穩(wěn)固了，酷吏的使命也就結(jié)束了。神功元年(697年)六月，來俊臣被殺后，酷吏消失殆盡。

神龍元年(705年)正月，武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五臣乘機發(fā)動兵變，逼迫武則天禪位給中宗李顯，李唐帝國在中斷了十五年后重新恢復顏色。即位之初，李顯順應民意，撥亂反正，懲惡揚善，對曾荼毒天下十余年的武則天時期的酷吏開始進行拉網(wǎng)式清算。

神龍元年(705年)三月，李顯下了一道詔書，名為《追奪劉光業(yè)等官爵詔》，見于《全唐文》。《舊唐書》也有相關(guān)記載，“其酷吏劉光業(yè)、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全唐文》此處有鮑思恭)、劉景陽等五人(按：應為六人)，雖已身死，官爵并宜追奪;景陽見在，貶祿州樂單尉。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游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立、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雖已身死，并宜除名。唐奉一配流，李秦授、曹仁哲并改與嶺南遠惡處”。

仔細數(shù)數(shù)，詔書中羅列的武則天時期的知名酷吏，恰好二十七人，可謂一網(wǎng)囊括。查看二十七人的生平事跡，得知并非按時間先后排序的。不過，這其中有個問題，罪大惡極、臭名昭著的周興排第十位，來俊臣排第十一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并不怎么出名的劉光業(yè)，且詔書名也唯獨提到了此人。這是為什么呢？帶著這個問題，筆者查閱了很多史料。原來，劉光業(yè)是個屠殺嶺南流人的魔鬼。

嶺南，即中國南方的五嶺之南的地區(qū)。唐朝時，嶺南“瘴癘險遠”，是流沛罪犯的重要地區(qū)。從唐太宗到女皇，被發(fā)配到嶺南的罪犯不勝枚舉。這些人犯，多為政治犯及其家人，對朝廷頗有怨言。長壽二年(693年)二月，有人告發(fā)嶺南的流放人員謀反，武則天派萬國俊前往處理此事。萬國俊到了廣州后，假傳圣旨，逼流人自盡，流人不服，萬國俊便“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馀人”。

萬國俊回京復命，稱“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武則天聽后，對萬國俊加官進爵，隨即又派劉光業(yè)、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一作王大貞)、屈貞筠等人任代理監(jiān)察御史，分赴劍南、黔中、安南等地審查流放人員。萬國俊“一朝殺三百馀人”而得到武則天提拔，劉光業(yè)等人很眼紅，無不紛紛效仿，不甘落后。據(jù)《舊唐書》記載，在這次殺人比賽中，“光業(yè)誅九百人，德壽誅七百人(《資治通鑒》載“光業(yè)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其余少者不減數(shù)百人”。

一天或者一早晨的時間，劉光業(yè)就殺掉了九百人。相比于來俊臣、周興，劉光業(yè)等人更殘酷，更冷血。為了邀功，為了升遷，他們喪心病狂，濫殺無辜，天理難容。回過頭來，再看看《追奪劉光業(yè)等官爵詔》，排在前幾位的劉光業(yè)、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等人，無不是在嶺南一天殺掉少則數(shù)百人，多則七百人，甚至九百人的惡魔。撥亂反正、清算罪惡時，劉光業(yè)等人雖早已死了，但李顯仍對其恨之入骨，稱其為“庸流賤職，奸吏險夫”，“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并將劉光業(yè)列為武則天時期的頭號酷吏，以彰其惡，以警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