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之雄，秦為首強，皆賴商鞅”，這個評價是切合實際的。韓非子說商鞅“舉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漢桑弘羊贊商鞅“功如丘山，名傳后世”。宋代王安石賦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其人并不受秦人的待見，但商鞅功績 ，永垂青史。

商鞅，在史學家口中的評價都不太高。他殘酷、嚴苛，在講求人情的社會里不給任何人一點情面，樹敵無數最后作繭自縛。但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上的是非，豈是一個對錯就能夠評判的？正因為商鞅的傳奇性一生，才引得無數人對他人格的分析和研究，而商鞅作 為一個歷史人物他的身份遠非一個改革者、政治家就能概括的。

商鞅變法又施行了哪些法令能夠改善積貧積弱的局面，又為何商鞅變法如此成功卻遭到了車裂的處罰？這一切我們都要從商鞅變法說起。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很多方面，主要有這幾個：

首先，推行法制。在商鞅變法之前，已經有李悝在魏國推行新政，吳起在楚國變法，其他國家也有變法的舉措，但李悝的新政側重點在經濟層面，吳起變法則失敗了，他們都沒有改變所在國的根本制度。在《商君書》中，多次出現“以法相治”、“垂法而治”、“緣法而治”的字句，商鞅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強有力的制度對權貴進行制約，權貴爭權的樂崩禮壞局面使得這種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因此商鞅認為，治國要靠法。只有法制才能夠使得國家強盛，人民各行其是，整個社會才會有秩序地發展。

而商鞅的“法治”則更多是壓制貴族，其結果就是使得整體不可避免地向君主專制邁進。這個君主是集立法、執法、司法于一身的獨裁者。如何就可以壓制貴族呢？商鞅從兩個方面著手，其一是對地產的限制、奴隸的限制，私藏奴婢/奴隸犯法;其二是對人事的限制，論功行賞，無功去爵。可以說嚴重地扼制了世家貴族的擴大。輕罪重判，刑罰嚴酷，使得貴族宗室不能再享受世襲的優待，必然會引起貴族的不滿。

商鞅首開連坐的法律先河，五家為伍，十戶為什，相互監視，彼此檢舉，對作奸犯科者處以腰斬，藏匿者給以和投降叛變分子相同的嚴厲處罰。商鞅的法令嚴酷至極，百姓都不得不遵行，甚至在商鞅最后逃亡時，親自嘗到了嚴酷的苦水。《史記》說：商鞅想住旅店，店主人不敢接納，因為根據商鞅的法律，客人必須出具身份證明，于是商鞅黯然說：“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當時的心里定是百感交集。

其次，確立土地私有，發展農業。商鞅變法無疑是戰國時期幾大變法中比較徹底的，其中一個明顯的標志就是明文規定“廢井田，開阡陌”雖說李悝新政時已經頒布類似法令，但李悝的著力點不在農業而在經濟，而且商鞅的政令比他老師要先進一些，商鞅的貢獻在于確立了按畝征稅的制度，人民納稅后，土地就可以自主利用，極大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同時，還進一步規定，努力耕作和紡織，使生產的糧食和絲綢增加的人，可 以免除其徭役和賦稅。

再次，廢除封邑制，實行郡縣制。郡下設縣、縣下設鄉、鄉下設里。郡縣長官均由君王任免，對郡縣的大小事務，君主也都有最終決定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兵權，完全由君主掌握。因此設立郡縣制的目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把權力集中到君主手中，防止地方貴族宗室擴大勢力。

當然除了以上的改革外，商鞅還統一度量衡，這是秦始皇在全中國范圍內統一度量衡的先聲。從結果論上說，商鞅變法秦國比以前還要強大了，皇帝也有了更多的權力，國家府庫充實，軍事力量大增，吞并八荒，橫掃六合，商鞅功不可沒。

但秦孝公一死，商鞅便立即成了新即位的秦國國君捕殺的對象，這是為何？商鞅標榜“法”為最高原則，以嚴刑峻法治國，看似公平，實則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即壓制貴族勢力。表面上看是“法治”，從本質上說，仍然是“人治”，商鞅的“法治”則更多是壓制貴族，他的改革變法觸動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的利益。司馬遷也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其客觀結果就是使得整體不可避免地向君主專制邁進。在商鞅變法之前，當時各國的官爵都是世襲官制，這當然保證了貴族參政，同時也固化了階層流動性。而商鞅激進的軍功爵制，直接使得平民或者奴隸有改變命運的可能性，而貴族則可能出局。在這種制度下，貴族根本就失去了人事權。所以在秦惠王上臺后，為了緩和貴族的怨氣，他不得不暫時向還有利用價值的貴族低頭，把商鞅推上斷頭臺。

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改革者，在消滅舊的利益集團的同時，卻在制造新的利益集團，而且自己就是最大的得益者，最終的結局就是：守舊派與改革派輪流坐莊，也就是說商鞅的改革雖然成功抑制了貴族和宗室的力量，卻在不自覺的過程中發展起了以他為中心或是其他人為中心的新的利益集團。或許改革本身是有意義的，但改革者的人品決定了自己的下場。商鞅作為一個客卿，功成身不退，那么他的下場就只有做一個游蕩的孤魂野 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