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實的只有三位：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三人中間，楚莊王是“蠻夷”的頭子，出身本來就有問題。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楚莊王統率“南夷”北進中原，問鼎之輕重，害得中國命系一線，危在旦夕，自然是大伙兒的“公敵”。

所以，他際會風云，一鳴驚人，爬上霸主的寶座，對那些諸夏本位論者來說，絕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只是迫于形勢，諸侯才不得不強打起精神，膩膩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來。由此可見，楚莊王盡管神氣活現、躊躇滿志，但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蛙聲，余分閏位，圣王之驅除云爾”。

晉文公當然不同，他是華夏圈子里的人，他要出人頭地，大伙兒不會有心理上的障礙。事實上，晉文公也的確夠爭氣，上臺沒多久，便施展拳腳，幾個回合下來，便把曾經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楚國打趴在地，動彈不得，使中原諸侯終于熬到了揚眉吐氣、重新露臉的時候。就霸業之盛、聲譽之大而論，晉文公無疑是春秋歷史上的頂尖人物。

可惜的是，他做事過于張狂，不大計較輕重，口口聲聲尊重周天子，卻視天子如玩偶，呼來喚去，肆無忌憚，這如何不叫人對他的行為持幾分戒心。另外，他心機太重、韜略太多，用兵講求詭詐，謀事注重算計，更給人留下了老奸巨猾的印象。無怪乎孔子都對他不無微詞了，“晉文公譎而不正”。既然是“譎而不正”，那么，晉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幾分折扣。

宋襄、秦穆不夠資格，晉文、楚莊又不無瑕疵，那么“五霸”之中，也就只余下那位齊桓公了。于是，人們便把齊桓公抬出來充當“五霸”的典范。孔夫子稱道他“正而不譎”;孟子的態度同樣鮮明，說“五霸桓公為盛”。他們這么說，可不是興之所至的信口開河，而是當時社會輿論的客觀反映。

齊桓公身后受到人們的普遍懷念乃是不爭的事實，他生前的許多做法也曾為后人所效法模仿。公元前641年，魯、蔡、陳、楚、鄭、齊多國諸侯風塵仆仆、鞍馬勞頓趕到齊國搞會盟，中心的議題便是所謂“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這等于是舉辦了一場為齊桓公歌功頌德的專題國際論壇。

公元前 538年，楚靈王召集十三國在申地(今河南南陽市北)開大會。在禮儀方式的選擇上，楚靈王毫不猶豫地表示要向齊桓公看齊，“吾用齊桓”，透露出他企圖步齊桓之后塵，號令諸侯的勃勃雄心。這些史實，都說明齊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義上的霸主，他身上所體現的才是純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領袖風度。孔子說他“正而不譎”，真是說到了點子上。

齊桓公的“正”，說白了也簡單尋常，就是他的處事從根本上合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庸”節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實現了自己既定的戰略目標。這種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實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用今天的話說，齊桓公的厲害，源于他的太極推手功夫，核心不過是兩個字——穩重。穩重，再穩重，如果細加體味，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戰略上的大手筆。

齊桓公的成功，取決于他的穩重。由于穩重，他才善于權衡利弊，及時變招，一旦遇上問題或挫折，知道從中認真吸取教訓，盡快剎車，此路不順換他路，而不至于一條道走到黑，直至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歷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計劃和方法有問題，但或因礙于面子，或因賭口意氣，或因心存僥幸，總是在那里死頂硬撐，結果使事情越來越糟，直弄到山窮水盡，無法收拾。然而，齊桓公與他們不同，他懂得該撒手時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齊桓公剛登基時，也一樣雄心勃勃、血氣方剛，老是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早早確立起齊國的霸權，汲汲于“欲誅大國之無道者”。管仲諫阻他，告訴他時機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可他全然當作耳邊風，一意孤行由著自己的性子去做，滿心以為中原霸主的寶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熱情之火很快便讓長勺之戰那一大盆冷水給澆滅了。他引以為豪的強大齊軍，居然讓曹劌率領的魯國兵馬殺得丟盔棄甲，狼狽逃竄，真是敗得無話可說，敗得窩囊透頂。不過這次出乎意料的慘敗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得齊桓公發熱的頭腦冷靜下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平復下來。

既然單純的戰爭手段連魯國這樣軍力很一般的國家都擺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對付比魯國強大十倍的楚國、比魯軍能打仗的戎狄，這不純粹是自討沒趣嗎！看來不能單純依賴戰爭來實現自己的稱霸目標，而應該更多地運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謀、伐交、伐兵三管齊下，才是正道。齊桓公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他馬上調整了自己的爭霸戰略方針，改急取冒進為穩重待機，變單憑武力為文武并舉。而正是這種穩重的做法，才保證了他日后少走彎路，一步步走向事業的巔峰。

齊桓公的穩重，也表現在他善于正確判斷形勢，根據實際情況與對手作必要的妥協，進兩步退一步，見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圍內實現自己的戰略訴求。戰略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戰略利益有多大，戰略目標有多高，而關鍵看它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脫離實際條件，脫離具體許可，那么，最好的戰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所以，善于妥協，本身就是戰略運籌中的一門高明的藝術，是尋求戰略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這方面的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無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標志。

齊桓公就是這樣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舉行的召陵之盟，充分體現了他通過妥協的方式，實現了雖說有限但卻實在的戰略利益的穩重政治風格。當時，楚國兵鋒咄咄北上，成為中原諸侯的巨大威脅，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在這種情況下，當縮頭烏龜是不成的，這樣保護不了中原中小諸侯，任憑“南夷”四處橫行，齊國豈能稱為“霸主”。

然而，如果心血來潮，孤注一擲，真的同楚國真刀真槍干上一仗，弄得兩敗俱傷，恐怕也不是明智的選擇。最好的辦法是，出面組織起一支多國部隊，兵臨楚國邊境，給楚國施加巨大的政治、軍事、外交壓力，迫使對手作出一定的讓步。如此，既可以壓制楚國囂張的氣焰，安定中原動蕩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戰爭的深淵，付出過于沉重的代價。這叫作“全勝不斗，大兵不創”“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略運用上的“善之善者也”。

于是，齊桓公與楚國方面便在召陵(今河南偃城東)地區聯袂上演了一出妥協大戲，楚國承認了不向周天子進貢“苞茅”的過錯，表示愿意承擔服從“王室”的義務，算是多少作了讓步，給了齊桓公所需要的臉面;而齊桓公也達到了警告楚國、阻遏其北進迅猛勢頭的有限戰略目的，于是也就適可而止，見好就收。這種戰略上不走極端、巧妙妥協的做法，可能會讓習慣于唱“攘夷”高調的人覺得不夠過癮，可它恰恰是當時齊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確抉擇。

齊桓公的穩重，更表現為他善于把握時機，算賬算得十分精明，從不做賠本買賣，總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換回最可觀的利益，不費多少工夫而贏得充分的好處，不損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聲。成本要低，回報要大，這是從事政治、軍事斗爭時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衡量評估任何戰略決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標。“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絕不是聰明人所干的事情。在戰略運用上，與其焦頭爛額，不如曲突徙薪。戰略利益要爭取，但要爭得巧妙，爭得自然，爭得冠冕堂皇。否則，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話柄，留有后患。

齊桓公的高明，就是求穩、求全，善于借力，走間接路線，因而做到名利雙收。他讓后人津津樂道的幾件大事，如遷邢、存衛、救助周室等，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買賣。

譬如，他遷邢、存衛，并不是在邢國與衛國一遭到戎狄的攻擊時，便立刻出兵援救，而是當局勢明朗之后才展開行動。所以當齊兵姍姍來遲，抵達邢、衛時，邢、衛早已被戎狄攻破，這樣齊軍就不必去同戎狄軍隊作正面交鋒了，而只需要做點場面上的文章：收容一下邢、衛兩國的難民，然后再予以安置撫恤便成了。

如此一來，齊軍并未遭到損失，但卻贏得了抗擊戎狄、拯救危難的美譽。齊桓公本人也幾乎成了人們的大救星，歌頌之聲此起彼伏，高大形象聳入云霄，“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普天下感恩戴德，全社會謳歌頌揚，這時的齊桓公豈止是“霸主”，簡直是“圣人”了！這不能不教人佩服他的老謀深算，收放自如。春秋其他幾位霸主同他一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統統黯然失色 ！

正因為齊桓公處事穩重，深合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盡管他在霸業上的成就似乎不及晉文公、楚莊王，然而在后世所得到的褒揚則遠遠勝過其他霸主。人們一提起他，總是想到他曾“一匡天下”，好像離了他，春秋這段歷史就成了漆黑一團，全是子弒父、臣弒君的爛賬。幸虧有了這位“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的人物，才給人以三分寬慰、三分希望。一個人物能以這種姿態存活在歷史上，應該說他沒有在世上白混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