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公眾的印象中，“計劃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計劃生育的概念是人類有計劃地調節自身生殖行為的行為，既包括“減產”，也可以“增產”。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間里，實行的是鼓勵國民生育的“計生”政策。不過，關于“少生”、“優生”的提法，倒也“由來已久”，早在唐宋時期，就有人提出了“少生”、“優生”重視人口質量和整體素質的“計生”理論。唐初的民間通俗詩人王梵志，曾以當時最流行的詩歌形式，用大白話寫出了不少計生“標語”。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意思是，兒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個能做事的就行了。

越王勾踐首推“生三胞胎”可享受“免費奶媽”政策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古代中國實行的是鼓勵國民生育的“計生”政策。戰國初期中國總人口僅1000余萬，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全國人口翻了一倍，達2000萬人左右。當時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國爭霸，戰爭連連，死亡巨大，可人口不減反增，就是當時各諸侯國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的結果。

這一時期，“計生”政策實施最堅決的，當是越國。

在吳越之戰中，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實施強國戰略，其中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鼓勵生育，增加國內人口。勾踐當時實行的獎勵政策非常優厚。據《國語·越語》所記，越國當時對孕婦實行“公費醫療保險”，女人生產時只要通知政府，醫生很快便會趕到產婦家里助產。如果生的是男孩子，獎品是兩壺好酒，一條狗;如果生的是女孩，獎品是兩壺好酒，一頭小豬;如果是雙胞胎，政府安排免費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費奶媽，也就是說，由國家來撫養。

在鼓勵生育的同時，越國也強制早婚。規定：“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從越國計生政策來看，如今流行的年齡懸殊的“姐弟戀”、“黃昏戀”均被嚴格禁止，青壯男子不能娶年齡大的女人，老男人則不準娶年輕女子。不僅如此，對未婚嫁適婚子女的父母，還要治罪。

后來，越國能打敗吳國重新崛起，雖然原因很多，但與此“計生”政策的實行不無關系。類似記載還見于《吳越春秋》，雖然在細節上有所出入，但記載勾踐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上是一致的。

到了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唐朝，則把鼓勵生育當作一項基本國策。唐太宗李世民剛一當皇帝，便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發布了《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鼓勵生育，還動員富人贊助娶不起老婆的窮光棍，將計劃生育的好壞、鰥寡人口的多少，作為地方領導干部的政績指標，進行考核。

齊桓公消減后宮人數解決婚齡男女比例失調

獎勵多生孩子的家庭，這只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強制早婚。

在古代中國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時期(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便是這樣。當時法定適婚年齡：男子30歲，女子20歲。但在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時期，適婚年齡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時的齊國，便推行男20歲、女15歲的“計生”政策，鼓勵國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將女子婚齡提早到13歲。

齊國早婚政策的推出，還有一段故事。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有一次，齊桓公到民間微服暗訪，在一老百姓家里看到，一年已70歲的老頭還是自己做飯，他便問是不是沒有子女。老頭說他有三個兒子，可因為家里貧窮，都沒有娶到老婆。齊桓公回宮后，把這件事對主持齊國政府全面工作的上卿管仲說了，管仲便提出了這一鼓勵早婚的政策。

同時，管仲還提出了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一個辦法，是消減齊桓公的后宮人數，不讓“宮中有怨女”。當時王室、諸侯女人數量“超編”嚴重，以周王后宮來說，是“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在編”女人共計121人;諸侯則是“一娶九女”。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不論是王室，還是諸侯都多占多用，民間有錢男人也跟著“蓄私”。墨子當時便向外界爆料，稱“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認為這是造成社會適婚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原因之一，呼吁“節制”。

齊桓公不愧是春秋霸主，讓管仲這么一說，似乎也不好意思了，帶頭響應了管仲的計生政策：將后宮沒有與他發生過性關系的大批“未嘗御”女子，統統遣散回家、嫁人。

齊桓公此舉，大概也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執行過程中解決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的特例之一。除了降低婚齡，古代中國有的朝代還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婦、寡婦再改嫁”這樣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體面、女子“從一而終”的舊觀念。

漢惠帝劉盈下詔“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罰五倍人頭稅

古代中國對違反計生對象的處罰也很嚴厲。如在漢初劉盈(惠帝)當皇帝時期(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確的“罰款”方案，據《漢書·惠帝紀》記載，在公元前189年，劉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這“國策”用今天的話來解讀是這樣：年齡在15至30歲之間的適婚女子如果不出嫁，將被罰款，罰款的金額是“五算”。“算”是當時計征人頭稅的一種計量單位，是開國皇帝劉邦在建國后第四年定下的稅收辦法，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國民，都要繳納人頭稅，每人稅款金額是120錢，稱為“一算”。加上五算就是720錢，也就是說，如果適齡不結婚，就是違反“計生”政策，就要繳五倍人頭稅的罰款。

對于西漢“五算”的罰款標準，或許有人會認為“不高”，實際上在當時并不算低，以整個西漢的糧食均價每石100錢上下的標準來算，720錢可以買到七八石糧食，至少是一個成年人一年的口糧——僅僅沒有及時結婚，一年的口糧就沒了。

“貼肚臍”“點穴”節育秘方真假難辨

雖然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計生政策的主調是鼓勵多生，但很多民間學者卻唱反調，建議實行少生、優生的“計生”政策。很多時候，民間會主動實行“少生”的“計生”政策，自覺采取節育、避孕措施，這也是古代中國“計生”的一個特點。

古人曾想出過五花八門的秘方、怪招，達到節育、絕育、少生的目的。如過去有一種叫“青粉”的秘方，女人服用后便不會懷孕。青粉實際是一種能要人命的絕育藥物，由于嚴重影響身心健康，多為妓院老鴇強制青樓女子服用，民國時東北妓院中仍可見此避孕方法。

永久性的絕育手段，現代有“結扎術”，古代有嗎？有，但很恐怖。男的叫“自宮”，俗稱“去勢”;女的叫“幽閉”，又叫“禁閉”。這都是直接把男女的生殖器官去除，無異于殺人，通常被作為一種刑罰手段來使用，并非常規的節育方式。

倒是傳說皇家有不少“不傷身”的節育手段：漢代后宮有“貼肚臍”偏方，在嬪妃的肚臍上貼上一種藥膏，使之不孕;清代皇宮有“點穴”避孕秘術，皇帝與嬪妃性生活后按摩嬪妃下身某個穴位，使之不孕。皇帝后宮美女如云，實行計劃生育的事實應該存在，但這些偏方秘術是真是假，就難說了。

唐初詩人王梵志倡導“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

與今天一樣，為了讓“計生”政策容易為老百姓接受，古代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計生“標語”和“口號”，當然其主旋律是以鼓勵多生為主。

鼓勵多生的口號有很多條，最深入人心、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的至少有兩條。一條是“多子多福，養兒防老”，這是從個人和家庭幸福指數上進行動員的;再一條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是從道德層面鼓吹的，由儒家權威人士孟軻喊了出來。這兩條口號影響相當深遠，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就是因此形成的。

在古代中國，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人口過快增長帶來的嚴重問題，擔心“人滿”之患，于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號，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

王梵志是唐初民間通俗詩人，生平坎坷，飽經憂患，50歲后皈依佛門。他反對“多生”，提出重視人口素質教育的思想，以當時最流行的詩歌形式，用大白話寫出了不少計生“標語”。最有名的一條是其《大皮裝大樹》一詩中的一句“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意思是，兒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個能做事的就行了。二三十年前中國最流行的“計生”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最原始出處就在這里。

到了宋代，有學者估算中國人口總數首次過億。在這種背景下，宋末著名學者、《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正式提出了“少生”、“優生”、重視人口質量和整體素質的“計生”理論，與現代的人口和計生政策相當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