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期、梁、陳)與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三國兩晉之后、隋唐之前，是幾乎同時并列存在的。在中國宗教的發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與南朝佛教的興盛比起來，北朝也毫不遜色。北朝中后期，一百余年間，僅歷魏、齊、周11帝，竟有帝后17人(若是加上妃子，那就更多了)出宮為尼，這實在是佛教歷史上極為少見的，成了我國佛教史和北朝發展史上一個奇特的現象。

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門閥世族的倡導下，得到了統治階級進一步的支持和扶植，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南北朝各代統治者，包括皇帝、貴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先后被北朝后趙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堅尊為國師;南朝梁武帝蕭衍更是一個篤信很深的教徒，尊佛教為國教，曾4次舍身出家為僧，最后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資贖回。

譬如，北魏文明太后馮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等在長安出家;宣武靈皇后胡氏更明言為弘揚佛法而出家為尼。其時洛陽西域僧人不下3000人;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時居外國沙門3000余人。當時文人學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廟僧人快速發展。從這樣的大背景來分析，北朝17帝后的出宮為尼，也不是很奇怪的。

也有一些皇后是逃避深宮禁錮，追求個性解放。因為寺庵可以躲開皇宮的森嚴制度，從而成為相對自由的樂園，甚至于可以變為淫樂之地。魏太武帝拓跋燾就是因為發現佛寺有兵器、有藏匿婦女淫樂之處而毀佛的。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條文中，對尼姑犯奸有懲治條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發落”。

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還是出現了與世間俗人私通的現象。如饒州有一女尼，與士人張生私通，最后還嫁給了張生。有人專門就此事贈一詩，云：“短發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卻著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門。”

何以會出現這種現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來就是貴族家庭姬妾出家之處，這些大家族出來的削發之尼，難免塵根不斷，甚至做出與人淫亂的丑事。

永樂年間，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時，在寺里發現了纏棕帽，帽上還有水晶纓珠。工匠就將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發現而告到衙門。

官員在審問此案時，問工匠珠子的來處，工匠就如實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為偷入尼寺，而為縱欲尼姑所留，最后死于色欲。為了隱瞞事實，尸體無法運到外面，就只好將其肢解，埋在墻下。

又天順年間，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參加會試的舉人，閑來出游，七天沒有回家，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實，也是到了一所尼寺，被群尼所留。每天早上，尼姑開門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攜帶酒肴回到寺中，與這位舉人飲酒取樂，所以根本無人知曉。一天，舉人起了懼怕之心，于是跳墻出來，已是“臞然一軀矣”，身子瘦得令人難以相認。

明人李開先所著《新編林沖寶劍記》一劇，對尼姑對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顯然可以與史料相互印證。劇中所塑造的尼姑，確實正如他自己所說：“臉是尼姑臉，心還女子心。空門誰得識，就里有知音。”

洪武年間，明太祖曾經派人暗訪在京將官家庭奸情之事。當時女僧引誘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獲知確切消息之后，明太祖下令將兩家的婦女與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處死。

萬歷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撫江南，正好蘇州發生了假尼行淫之事，于是就下令，“羅致諸尼，不笞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斤按照豬肉價格賣給鰥夫。霍韜任南京禮部尚書之時，也對尼姑此風進行了清理，允許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后則將尼姑配作軍人為妻。其中50歲以上的尼姑，則別有處分。至于婦女，則嚴禁她們進入寺廟拜佛。

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說《西湖二集》中，對尼姑曾作了較為全面的評價，他認為，尼姑中畢竟不好的多于好的。況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誰肯說自己不好？她們往往是假至誠假老實，通過甜言蜜語，哄騙婦人。

周清原的這種擔心并不孤立，而是當時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為此，時人才將尼姑歸入“三姑六婆”中，成為文學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這或許是因為那些文人士大夫為了挽回世風，而不得不將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確實部分道出了當時佛教界的實情。

弘治年間，延綏巡撫黃紱奉明孝宗之詔，毀掉庵寺，并將尼姑解送巡撫衙門，“給配鰥士”。此令下達之后，人人大悅，尼姑無不愿配，甚至出現了“去位尼有攜子拜跪路傍遠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確實存在著留戀世俗的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