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飽讀儒家典籍的乾隆皇帝深知中華傳統思想價值之所在，隨著清朝的統治趨于穩定，良好的物質條件和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為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條件。溫飽足而思淫欲，清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政權，除采取武力和法制直接鎮壓外，還逐步加強了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利用傳統的儒家學說，籠絡廣大知識分子，充分發揮“劊子手”和“牧師”的兩種職能。盛世帝王乾隆以發展文化、繁榮學術的名義，制造文化繁榮，制造文案冤獄，再為他的虛偽另類添上濃重的一筆。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組織學者編寫史學、修纂典籍。他在位期間開辦的最大的一項文化工程是編纂《四庫全書》。所謂“四庫”全書，意指以經、史、子、集四類總括天下典籍。《四庫全書》的纂修始自大臣提議的對前明永樂朝編輯的《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在位時集天下文獻分類編輯的卷幟浩繁的類書，到清代多有亡佚。在大臣的提議下，乾隆下令開館訪求天下之書以輯《永樂大典》之佚，從而促進了《四庫全書》的纂修，以及文字獄的迭興。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再次下詔訪求天下圖書，凡各地方、各機構、各色人等，務求將所藏書籍解交到官府，官方搜訪，民間獻書，不拘一格，統一送到北京的四庫館。為了表彰獻書有功的藏書家或盡心訪書的督撫學政，乾隆帝還制定了一套詳細的獎勵辦法。短短幾年間，征集圖書達13500余種。

單從這次訪書活動看，它的積極意義在于官府將散于民間的珍貴典籍統一收藏、管理、整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存和弘揚文化典籍;另一方面，不少民間藏書家將世傳家藏圖書交上，這些書絕大部分沒有被返還，民間私人藏書事業受到致命的打擊，一些珍貴的典籍由于可能涉及清朝統治者的統治而被禁毀，從此永絕于人間，對中華傳統的文化典籍事業的發展帶來致命的影響。隨著征求圖書事業的深入進行和《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進行，這場由訪求遺書而帶來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文化浩劫——禁書、毀書、文字獄的大幕才剛剛拉開。

這場禁書和文字獄活動顯然是乾隆皇帝一手操縱的。隨著各省訪求圖書源源不斷地送到北京，一些書中“違礙悖逆”的文字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關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正式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查繳所謂的違礙書籍。隨著禁書活動的大規模展開，乾隆皇帝察察為明，復加苛求，各級地方官為迎合上意，吹毛求疵，小題大做。

由乾隆直接主持的禁書活動一直持續到乾隆五十九年，歷時19年，據黃愛平統計，僅官方編譯的查禁而銷毀圖書就有3100種，15余萬部，銷毀書版8萬塊以上，民間因害怕連累而私下銷毀的不計其數。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場文化浩劫中，禁毀的圖書與刊刻保留下來的書大致相當。被確定為禁毀之書包括乾隆以前歷代典籍精華之野史稗乘、文集筆記、奏疏雜纂、石刻碑銘、雜劇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驗之書，“御批”書籍等，尤其可笑的是，就連在民間廣泛流行的戲劇藝術形式，如昆腔、石牌腔、秦腔、楚腔等，也都在查禁之列。各省采進而來的所謂禁書，送交軍機處，經翰林院詳細審查后，最后報呈乾隆皇帝處裁定，送到武英殿付之一炬。名義上的編修史書活動實際上演化成為一場“寓禁于征”的政治陰謀，名義上的修纂實際上演變為一場“焚書”活動，演變成為一場肆意篡改歷史文獻典籍的文化浩劫。

更可怕的是，伴隨著查抄禁書活動的展開，乾隆朝的文字獄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突出地反映了清代、尤其是乾隆時代文化政策禁錮思想、鉗制言論、摧殘文化的一面。據《清代文字獄檔》收錄的文字獄檔案統計，從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的48年間，重大的文字獄案有53起。這一時期，統治者動輒于語言文字之間指摘苛求，各色人等之間告訐之風大盛，許多極為普通的事件，竟至釀成文字獄，株連慘重，觸目驚心，使許多無辜的下層民眾成為封建專制制度的犧牲品。

所謂的康乾盛世開創的一代文化成就的最高峰，竟然是建立在“焚書”和“文字獄”的基本之上，高傲自大的乾隆竟然會如此的色厲內荏。

從長遠看，乾隆發動的這場征書、查書、禁書和毀書活動，其最大的危害還不在于禁毀了3000余部書，也不在于4000余種圖書因不符合封建道德標準和清朝的統治而判為“存目類”，而是在于文化浩劫對知識界、思想界和社會各界沉重的打擊和致命的摧殘。事實證明，乾隆以后，隨著清王朝面臨的國內外矛盾日趨復雜，統治者再也沒有心思和時間去揣摸文字方面的細枝末葉時，才發現，中華帝國所落后的不僅僅是在堅船利炮的物質層面，更加落后的則是在制度層面和思想文化層面，這種落后，在乾隆時代就已經注定了。

骨子里擔心廣大人民群眾對自己的統治存在思想或行動上的威脅，而表面上還要裝出一副舍我其誰、高高在上、與民同樂的姿態，這才是另類皇帝乾隆的真實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