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文人的命運多厄，大抵因為文人喜歡文墨，依仗一枝禿筆，常拿將起來，寫寫劃劃，論古非今，發胸中之臆，好像不涂抹幾句就要憋死似的。但皇帝老兒卻不管你那個，那個段子嗆了他的肺管子，怕是要人頭落地了，文人之厄，莫過于文字獄了。當權者從來就不在乎手下少了一個或幾個文人，他在乎的是孤家的臉面和家天下是不是受到危害，盡管某些“危害”是莫須有的。以文字獄為例，有明一代自朱元璋始，文字獄火勢漸猛，至康熙、雍正、乾隆朝已呈燎原之勢。

明朝的文字獄多在洪武年間，竊以為，洪武年間出現的文字獄實在是沒有什么奧妙可言，皆源于朱元璋的變態心理。朱元璋貧雇農出身，早年放過牛，干過偷雞摸鴨的勾當，后做過和尚，所以發跡做皇帝以后，極其忌諱“光”、“賊”、“盜”等字眼，生怕哪個文人揭他老底，或者諷刺埋汰他。其實，若是會來事兒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偏偏有溜虛不要命之人，馬屁沒拍正當，卻被朱皇帝一蹶子踢掉了腦袋。北平府學訓導林伯瑾用《賀冬節表》來討好朱皇帝，映入老朱眼簾的“垂子孫而作則”一句，怎看怎是“垂子孫而做賊”，這還了得，于是便殺無赦。杭州教授徐一夔的牛皮吹得也蠻響亮：“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差一點沒把老朱氣暈：“光”乃光頭也，“生”者“僧”也，“則”字音近“賊”也，拍馬大王徐教授遂被斬。

前不久，讀過海外學者陳學霖考證朱元璋文字獄是謠傳一文，但我還是信其有。朱皇帝歷來疑心忒重，僅一個胡惟庸案就殺了三萬余人，人殺得多了，也就習慣于殺殺砍砍了。后來自學成才的朱皇帝有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站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與黃巢詩一脈相承(也涉嫌抄襲呀)，一副劊子手嘴臉。

相比之下，滿清的文字獄卻搞得慘烈，可以說，康乾盛世百余年就是文字獄的百余年，因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獄迭出不絕，更多的文字獄在處罰上采取凌遲、株連、滅族等殘忍手段。康熙年間的《南山集》案，因為書中提到了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作者戴名世就被康熙看作是反清扶明而以大逆不道處事死，此案牽連三百余人。雍正年間，文字獄在數量上了一個層次，相繼發生汪景祺、錢名世、查嗣庭、呂留良、屈大均等一系列文字獄案，如呂留良案，因為呂在“華夷”之辯上捅到了雍正的痛處，當時呂已作古，心狠手辣的雍正卻不饒他，于是呂留良被挫骨揚灰、呂氏滿門抄斬。到了乾隆那，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大開殺戒，據說搞出文字獄案120余起，胡中藻寫“一把心腸論濁清”死，在我大清之前加“濁”字，你死定了;喬廷英寫“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死，“日月”為“明”，難道你想做明朝臣子？滅族;卓長齡著《憶鳴詩集》死，“憶鳴”乃“憶明”，滿門抄斬。

朱元璋搞文字獄，為的是“遮丑”，有清一代，因為當權者擔心漢人滅清復明、王朝不穩，而神經過敏、白日見鬼，大開株連滅門之殺戒，將文字獄推到極致。在康雍乾朝，文人如履薄冰，命岌岌可危，卻始終沒有躲過殺戮，另一方面，文字獄暴露了滿清當權者的野蠻和蒙昧、殘忍和嗜殺，有清一代，漢文化被推入深淵。從文化的進程看，清王朝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試想，一個培養奴性的王朝絕不會把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推進的。

公元1722年，六十九歲的康熙徹底放下了他砍砍殺殺的屠刀，但他的子孫卻把屠刀磨得更快。有人以康熙的陰魂《向天再借五百年》，如果讓康熙再統治五百年，如今，我等仍在這屠夫的治下，或者，我等已經不在了，因為我等逃不出他的文字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