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入京城，崇禎煤山自縊，在中國歷史上長達276年的大明王朝由此宣告滅亡。

提得一提的是，那些對大明王朝的滅亡漠不關心的閣臣們，那些爭著“曬窮”以躲避捐助的官宦們，那些抱定了“流賊到門，我即開門請進”心思的百姓們，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大明王朝滅亡后，迎接他們的，將是一段漫長的暗無天日的歲月。

那些官宦所藏著掖著的銀子最終被進入北京城的闖軍掠得精光，那些官宦的肉體將會被闖軍拷打得不成樣子，他們其中的很多人因為滿足不了闖軍要求而被活活拷死。之前一毛不拔的大學生陳演受刑最慘，被牛金星“以二鐵素貫其左右手，所至牽以自隨，步稍遲，皮鞭亂下，身無完膚，竟誅死”。

那許許多多的百姓所遭受到的是更為深重的苦難，無數人的家產變為飛灰，無數人的身體變成白骨。

曾幾何時，為了支撐這個風雨飄搖中早已支離破碎的帝國，崇禎在原有賦稅的基礎上，加派了遼餉九百萬，練餉七百三十多萬，百姓痛罵崇禎是“重征”。

遼餉、練餉、剿餉（曾議，未實施）等“三餉”的加派，成了崇禎一生的最大污點和罪證。

然而，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陳支平先生卻說：“心平氣和的分析，三餉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這在明末的畝產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所有人都應該能理解到，在國家發生戰爭時期，適量的增加賦稅乃是無可避免的。

滿清入關之初，多爾袞曾大義凜然地指責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后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然而又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

然而，真正的事實卻是：這蠲免“三餉”的諭旨并未嚴格加以貫徹，除多爾袞邊外筑城加派九省額外錢糧250余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餉，“以前項遼餉在萬歷年間加派，故復照舊派征”。

因此，明史學家顧誠在《南明史》指出“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

加餉之外，“清軍在征服中國各地的過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經濟最稱發達的江浙地區，更遭受異常殘酷的焚殺和掠奪，揚州、江陰、嘉定、蘇州、嘉興、金華幾個經濟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殺精光”。

同時，中國各地的人口銳減，全國的耕地面積急劇萎縮，生產遭受空前的破壞，在北京附近以至山東、河南境內大量圈占的土地共達168至527頃，這還不包括牧場和各省六萬多頃的駐防旗田。

根據《明代與清初耕地數的歷史比較》一文統計，明代崇禎時期，全國人口約為兩億，而康熙初期全國人口約為五千萬，人口損失近四分之三。萬歷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積是1161萬8948頃，等于11億6189萬多畝土地，而清代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數量是500多萬頃，也就是五億多畝。耕地面積損失過半。

這樣的背景下，順治九年征收的農業賦稅為“2428萬兩白銀”，順治十八年“為銀2157萬余兩、糧648萬石”。

對比“萬歷初期‘兩稅收入實征白銀266萬7680兩，若將本色米按照時價（米一石價銀一兩，麥一石價銀0.8兩）。則兩稅收入可達2217萬7358兩”。

也就是說，中國百姓以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承受比明代百分之一百還多的賦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