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唐朝和明朝是中國宦官危害最嚴重的三個朝代，但東漢的太監經常受到外戚的制約，而明朝的太監即使跋扈如魏忠賢，也是皇帝一句話就可以辦掉的。所以，這兩個朝代的太監終究還是奴才。唐朝的太監們就大不一樣了，自唐肅宗時期的李輔國開始，朝廷大臣的升降，皇帝的廢立，甚至于皇帝們的生殺大權全部都由他們一手把持，真正實現了“奴才翻身當家作主人”，著實令前世和后世的同行們眼紅一把。下面是一組唐中后期的皇帝擁立表：

唐代宗由宦官李輔國擁立;

唐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謙、王守圭等擁立;

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謙、王守澄、楊承和等擁立;

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等擁立;

宣宗李忱由眾宦官擁立;

懿宗李漼由宦官王宗實擁立;

僖宗李漼由宦官劉行深、韓文約擁立;

昭宗李曄由宦官楊復恭、劉季述擁立。

既然皇帝是被太監擁立的，那么掌握掌握生殺大權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譬如唐肅宗是被李輔國嚇死的，唐憲宗是被宦官陳弘志所殺，唐敬宗是被宦官劉克明等所殺。看到這里，大家一定在想，皇帝被欺負成這樣，難道大臣們就不不幫著皇帝反擊？堂堂一個當時世界上的超級大國被一群閹人玩于股掌之間，但凡有點自尊的人都不會漠然視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宦官們掌握了一張好牌——禁軍，有了這支武裝，就可以輕易控制整個朝廷。不過，有句話說得好——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皇帝和大臣們也為此做過一些零星的斗爭，譬如在唐代宗、唐德宗和唐憲宗統治的一段時間內，宦官曾被有效壓制過，只是時間過短，而繼任者們又都水平有限，所以都似曇花一現。其中發生在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作為太監與大臣們的一次總決戰，更是徹底奠定了唐朝大臣集團的失敗局面。從此，宦官牢固地控制著唐帝國的命脈直到滅亡前的最后幾年。

引起這次大決戰的人是唐文宗李昂，他是唐穆宗第二子，是中唐時期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他接手時的唐帝國隱患叢生，矛盾激化，更有宦官楊復恭狂妄叫囂的“定策國老，天子門生”的不堪政治局面。心存遠大抱負的李昂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圖強的措施。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即位伊始，將宮中的道士紀處玄、楊沖虛及伎人李元戢、王信等流放嶺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又詔令鳳翔(今陜西西部甘肅東部)、淮南(今安徽壽縣)二道的官吏將此前選進皇宮的女樂24人遣歸原籍。開成五年(公元840年)又從后宮放逐宮女3000人，裁撤教坊樂工、內監1270人，并將供皇室打獵使用的五坊鷹犬統統放掉，還詔令禁止各地向朝廷進貢寶物珍玩絹繡。唐文宗的這些作為，是對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聲色狗馬珍玩以蠱惑人君的“為宦之道”的一種反擊。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材，改變朝廷由宦為主的官吏結構。

大和二年，唐文宗詔令舉行“直言極諫科”的策試，舉子劉蕡的《直言極諫策》五千余言，對宦官亂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銳的意見。談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現狀時說：“以褻近(指宦官。)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群臣莫敢舉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權，被五六名宦官把持著，滿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劉蕡的對策論及貪官污史時說：“百姓對于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敵。現在國家困窮，黎民流散，盜賊井起，國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勢，危在旦夕。”他提出解決矛盾的對策是“勒令那些游手好閑的懶惰之徒，從事農業種植工作，節省那些不必要花費的錢財，救濟社會上的窮困百姓。”

劉蕡之言，語語切中時弊，是一篇極有見地的策論。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錄取他在朝廷任職;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干預，怕危及自身的安全。大和末年，文宗設謀鏟除宦官勢力，劉蕡對策中的意見，顯然發生了影響。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任命宋申錫為相，分散宦官的權力，令他謀劃鏟除宦官勢力。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命宋申錫為相。宋申錫在朝野口碑極好，累官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潔，不結朋黨著稱。在長慶、寶歷世風澆薄，朋黨驟興之際文宋任他為相，確實起到了振聾發聵、激勵人民的效果。但文宗這一撥亂反正的果斷行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覺。加之宋申錫在謀劃鏟除宦官的過程中，事機不密，宦官先發制人。樞密使兼右軍中尉王守澄，指使軍虞侯豆盧著誣告宋申錫勾結漳王李湊(穆宗第六子)謀反。次年宋申錫遭貶，計劃失敗。

宦官頭目王守澄，從宋申錫事件得出結論，必須嚴密監視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自全之策。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秋天，王守澄推薦鄭注做御醫給文宗治病，又推薦心腹李訓給文宗講說《易經》，二人就成為文宗貼身近侍，文宗舉手投足無不在二人的監視之下。文宗卻反守為攻，給二人以高官厚祿，使為己用。命鄭注為太仆卿，李訓為翰林侍講學士，第二年秋大義提升李訓為宰相，命鄭注為風翔節度使，讓二人內外呼應，嚴厲打擊當權的宦官。先后將殺害憲宗的宦官楊承和、王踐言、陳弘志、王守澄等處死，實現了鏟除宦官的第一步計劃。要想徹底鏟除宦官勢力，朝廷必須掌握更多的武裝力量。于是李訓又舉薦戶部尚書王璠為太原節度使、大理卿郭行余為邠寧節度使，希望兩人在赴任之前，協助京兆少尹羅立言、金吾大將軍韓約、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誅滅宦官，除惡務盡。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0月21日在紫宸殿舉行早朝時，金吾大將軍韓約奏報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訓則提議，天降祥瑞于皇宮，是大唐再興的吉祥之兆，皇帝應親往禮拜上天，以求國運。于是文宗皇帝來到含元殿暫駐，命宰相、中書、門下省官吏先往觀看。眾吏看后奏稱，不似大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宦官仇士良、魚志弘等，率領全體宦官前去察看真實，即刻回報，以定行上。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內時，發現韓約驚慌失措，又發現院內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奪路而逃，使引誘宦官至金吾院一舉殲滅的計劃遭到失敗。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脅迫文宗乘轎入內。李訓、韓約等人急忙上殿保駕，發生激斗。金吾衛士及御史臺兵卒約500余人上前奮擊，殺死宦官數十人。但宦官將李訓打傷在地，抬著文宗逃入宣政門，將門緊閉，朝臣驚散，李訓逃往終南山佛寺避難。這就是歷史上株滅宦官的“甘露之變”事件。

宦官脅迫文宗進宮后，當即派遣神策軍500人持刀出宮，逢人便殺，死者約六七百人。接著關閉城門大行搜捕，又殺1000多人。參與其事的官吏如李訓、王涯、賈、舒元輿、王璠、郭行余、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殺。甘露事變之際，鄭注正率領500兵卒赴長安，中途遇變返歸鳳翔，亦被監軍宦官殺死。這些官吏還遭滅族之禍，株連甚眾。甘露之變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殺，朝臣空員極多，無人理事。宦官們更加專橫，皇帝更加受辱，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至此，唐朝的統治更加黑暗，直到最后一位皇帝唐昭宗時期，內廷與外藩合力才最終鏟除宦官實力。不過，這時的唐朝已經離最后的分崩離析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