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得了天下不久，就召集大臣開研討會，主題十分嚴肅：元朝曾經那么強大，為何不到百年就滅亡了？大臣們普遍認為，元朝的統治太寬松了。朱元璋糾正說：元朝是對官員太寬松了！

一

朱皇帝發現了一條重要的執政規律，史鑒鑿鑿。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場政變推翻了越南政府，國王黎維祁緊急求救。兩廣總督孫士毅受命帶兵平叛，馬到成功。黎維祁十分感激，主動要求孫士毅當國王，自己退居二線。

乾隆當然很高興，封孫士毅為一等謀勇公，調他回京出任軍機大臣、兵部尚書。

此時的孫士毅何等威武，直到遇到和珅。

回京第二天，孫士毅早早等在皇帝辦公室外，靜候乾隆接見，手里把玩著什么東西打發時間。軍機大臣和珅過來了，笑瞇瞇打招呼：

“大英雄回國，帶啥奇珍異寶了？”

孫士毅說：“哪有？哪有？”

和珅假裝不高興：

“沒有？您手里是啥寶貝？”

孫士毅敷衍道：“啊，就一鼻煙壺。”

和珅一把奪過來，只見這鼻煙壺在陽光下玲瓏剔透、美輪美奐，竟然是一顆特大珍珠雕成的，足有鵪鶉蛋那么大。

和珅簡直愛不釋手：“這東西真不錯，送給我吧？”

孫士毅趕緊解釋：“不好意思，這是獻給皇上的，我都報告過了，下回再給你弄一個。”

和珅拍拍孫士毅的肩膀：“開個玩笑，我哪里配玩這個。”

過了幾天，和珅突然來到孫士毅辦公室，壓低嗓子，神情詭秘地說：

“巧了，我也弄了個鼻煙壺，但是不知道好不好，你幫我看看？”

孫士毅一看，大吃一驚：這正是自己送給皇上的！

孫士毅是個細心的人，他悄悄查閱了皇上的賞賜登記簿，近期并無任何賞賜記錄！

時間久了，孫士毅懂了，和珅可以隨意出入宮廷任何一個禁區，如同在自家一樣。和珅沒事最喜歡去內務府庫房轉悠，只要發現喜歡的東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后來嘉慶皇帝抄他的家才知道，國內外進貢給乾隆皇帝的寶貝，最好的都在和珅家。

孫士毅不禁暗自嘆息：宮中那么多管理制度，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一張廢紙，這不是什么好現象！

豈止是資產管理規矩，就是軍事制度照樣是一紙空文，后果也更加嚴重。乾隆帝的養子福康安，領兵鎮壓苗民起義。到了前線受不得苦，居然把軍事指揮權交給副手代勞，自己整天待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欣賞歌舞表演。西南苗民起義始自雍正時期，一直到同治時期才勉強了結，前后拖了120多年，把大清拖得疲憊不堪，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康熙皇帝晚年身體不好，工作積極性不比當年，特別是對干部過于寬容，奉行的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政策，埋下了官場風紀滑坡的種子。乾隆皇帝寵信和珅之后，綱紀廢弛，吏治敗壞，官員們逍遙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慶時期開始，各種規矩都不作數了，于是大清國運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

嘉慶帝最為無奈的是，內部經常發生泄密事件，皇上要處理誰、提拔誰，還沒發文，當事人就知道了。調查結果令他十分震驚：消息是從軍機處泄露出去的！

軍機處是皇帝最高辦事機構，貫徹落實的都是軍國大事，保密紀律自然少不了，怎么會出這種事呢？

原來，不知道從何時起，軍機處儼然成了通訊社，各種國家機密源源不絕外流，國家權力中心一點兒嚴肅性都沒有。嘉慶帝本人對此有詳細敘述：許多人沒事就往軍機處跑，辦公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來人往，活像鬧市區。如果問他們來軍機處做什么，回答有兩種，一是來匯報工作的，二是來找領導簽字的。實際上都是來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嘉慶十八年(1813年)，幾個農民差點兒把皇宮連鍋端，這一點兒都不奇怪。

二

嘉慶皇帝的爺爺雍正皇帝，當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歸西，雍正登基，朝鮮國王派特使來北京慶賀。這個特使具有超凡的觀察力，回國后報告國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興盛將會延續。國王問理由何在，特使用細節說話：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內外的警衛人員，個個松松垮垮，沒個站相，根本不像軍人。夏天更糟，有的干脆脫掉軍服、扔下槍械，光著膀子喝茶、睡覺、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鬧戲耍。這回大不一樣，警衛部隊風紀嚴謹，態度嚴肅，著裝整齊劃一，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隨時準備出擊的樣子，讓人頓生畏懼之心。”

朝鮮特使沒有看錯，雍正確實是胸懷大志、銳意進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排名靠前。為了大清的長治久安，他創設了軍機處，集中權力推行新政。他嚴明紀律、規范行為，從重從快打懶肅貪，鐵血凜然整頓官場。在很短的時間內，官場風氣和社會風氣竟然煥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經濟自然發展，庫存充盈，迅速彌補了前朝赤字。

其中，雍正時期軍機處官員的作風情況，跟嘉慶朝有著天壤之別，很能說明問題。

對軍機處，雍正一開始就要求很嚴格、很明確。一是規定大家必須在凌晨五點之前到崗，并且保證今日事今日畢，不得拖拉；二是改變慣例，減少遞送公文的層級，做到直接送達，竟創造了日行800里的紀錄，很像今天的“快遞”，保證了政令暢通；三是嚴格保密紀律和廉政制度，決不允許跑風漏氣和以權謀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絲犯了大罪，在死刑判決書送達成都之前一周，程如絲就知道了結果，并以自殺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這個案例，嚴肅處理了泄密者，開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為軍機處工作人員畫了一道醒目的紅線。

最早在軍機處工作的張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幾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臉嚴肅，一個銅板不收，晝夜埋頭干活，沒有任何人敢到軍機處找他聊天。和珅那樣的軍機大臣，在雍正時期根本沒有生長土壤。

三

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堪稱“盛世”的黃金時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綿延百年不斷，超過整個清朝歷史的三分之一。但是，連接康熙和乾隆這兩座高峰的橋梁，正是雍正時期，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關鍵。

設想一下，假如沒有他的創新精神和嚴刑峻法，康熙朝后期的弊政持續發酵，乾隆帝就不可能那樣成功，所謂的“康乾盛世”，頂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張，所謂的“康乾盛世”，實際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都享有“寬仁”的美譽，雍正這樣負責任的帝王，卻背著“嚴苛”的惡名。殊不知，無視法紀是官員責任意識缺失的結果，也是貪污腐敗的前奏。如果朝廷熱衷于當好好先生，帶頭把規矩當擺設，官員肯定舒服無比、為所欲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統治能長久嗎？載舟的水一旦沸騰，清朝一定是另一個元朝，哪會享有近300年江山！

公務人員是政權大廈的四梁八柱，嚴明的紀律是梁柱的防腐劑，是保持其長久支撐力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壯士斷腕的氣概、秋風掃落葉的力度，狠抓干部作風建設，全面圍剿“四風”現象，一個節點一個節點縮小越軌空間，對違紀違法行為零容忍、嚴處罰、快了結。短短一年多時間，人民群眾親眼看到干部作風、社會風氣一天和一天不一樣，誰不喜出望外、歡欣鼓舞！

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紀律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闡述，擲地有聲地宣示要“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嚴肅提醒全黨：“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要說到做到，有紀必執，有違必查，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參見新華網新聞報道《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編者注)

事實上，隨著規定越來越細、籠子越扎越緊、查處越來越頻繁、高壓線的電流越來越強，廣大干部對紀律和制度的敬畏，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心存僥幸的人，從未像今天這樣稀少。于是，“官不好當了”的慨嘆出現了。

這樣的嘆息聲，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好現象、好消息、好兆頭，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多見。歷史的經驗是：法紀越嚴，官越不好當；官越是不好當，國家越是前途無量，人民越是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