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是“明星”級畫家，他們曾經是學者、詩人和畫家，他們是被強征或誘逼為官而招來殺身之禍的。而他們悲慘的遭遇，我們當代人也似曾聞見。讀畫如讀史，今天的人不要輕易忘記他們，因為這是中國繪畫史上幾塊沾滿了血淚的“墓志銘”。

上海博物館曾經展出“翰墨薈萃——美國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在“文人山水畫的興起”專題中，有十一幅元代畫家的作品。其中張羽《松軒春靄圖》軸、趙原《晴川送客圖》軸、徐賁《溪山圖》軸三件作品引起了我的關注。倒不是他們的作品有什么特別吸引人的地方，而是他們三人都是或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殺，或被逼自殺身亡。這三位畫家個人的悲慘命運，是元末明初(即元至正末期至明洪武初期)文人畫家生存境況的一個真實的縮影。

元朝末期，群雄逐鹿，張士誠占領蘇州，方國珍占領諸暨，各自稱帝。當時江南一帶的文人士大夫都依附張士誠，以為又是個楚漢爭雄的時代開始，故躍躍欲試，試圖一展濟世雄心。文徵明在題跋中嘗云：“偽周(張士誠)據吳日，開賢館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卒于吳。”(《文待詔題跋》)但僅十余年，張士誠即被朱元璋擊潰。而那些原來依附于張氏的年輕文人不得不退隱江湖山林，寄情翰墨詩文以觀進退。當朱元璋推翻蒙古王朝建立新政權之后，為了重建龐大的行政官僚機構，除了留用一批原來元朝官吏外，他還采用了三種途徑來選用官吏。其中“薦舉”一項就是招攬天下人才為其效力，并下詔曰：“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備禮遣送至京(南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明太祖實錄》)

那些深受元代壓制的文人士大夫都有一種政治“翻身”的幻覺，所以當朱元璋誠邀天下士人為洪武新政權效力時，絕大多數人都無法面對憧憬而予以拒絕。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文人(詩人)畫家，比如陳汝言、王蒙、趙原(一作趙元)、徐賁、張羽、馬琬、王紱等，他們或從政，或為宮廷畫家。群賢皆出，畢集相慶，自以為一個新的“太平盛世”或“朱明盛世”又將來臨。但是，他們“很傻，很天真”，沒有看清朱元璋的真正面目。清代史學家趙翼后來在《廿二史札記》中這樣評價朱元璋：“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之。”

當那些曾經抱有幻想而從政的文人們想抽身而退，但為時已晚，早已成為人家俎上魚肉。朱元璋大開殺戒，大興“文字獄”，而且株連九族。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人。著名的“藍玉案”和“胡惟庸案”(王蒙受此案牽連)就株連殺戮二萬五千余人。朱元璋如此的濫殺無辜，就連太子朱標也感覺實在太過分和殘忍：“陛下誅夷太甚，恐傷和氣。”第二天，朱元璋就將一把全是刺的手杖放在地上，要朱標去拾，但他不敢動手。于是朱元璋就說：“汝勿能執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他的意思是說：我殺這些人就等于將手杖的刺磨掉，讓你以后能夠安享太平。

在這樣腥風血雨的政治大環境中，那些文人畫家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著名山水畫家陳汝言(約1330—1371)可能曾為張士誠女婿潘元明幕僚，洪武初被薦舉為濟南府經歷(收發文書)，但不知何故竟“坐法死”。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云：“臨難從容染翰，畫畢就刑，張來儀紀其事。”張來儀即張羽，其詩載陳田《明詩紀事》，其中有云：“從容灑芳翰，炳煥若丹青。好藝永世傳，精魂長歸冥。披圖懷平素，涕淚緣襟零。”但張羽當時絕對沒有想到，他在十四年之后，也投江自盡。

張羽(1323—1385)字來儀，潯陽(今江西九江)人，后遷居蘇州。與高啟、楊基、徐賁等人為詩友，時人譽為“吳中四杰”“北郭十才子”。元末領鄉薦，為安定書院山長。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徐達炮轟蘇州城，張士誠之婿潘元紹迎戰。在大難臨頭之際，潘氏家中七姬能識義節，一日同盡。八月，潘氏命張羽撰《七姬權厝志》一文以壯其事;書法家宋克書丹，瘞于七姬墓側。洪武初年被徵至南京，但因應對不稱旨放還。但后來又再徵授太常司丞，朱元璋曾令其書滁陽王廟碑。洪武十八年(1385)“坐事”貶謫嶺南，當行至半途中，又急被召回。張羽自知兇多吉少，死罪難免，遂投龍江而死，卒年六十三。張羽是元末明初江南地區著名的詩人和書畫家，山水師宗“二米”、方從義、高克恭，筆墨蒼秀。《松軒春靄圖》軸是其唯一傳世畫跡，彌足珍貴，署年“至正丙午三月十日”，即1366年，時四十四歲。《明史》有傳。

徐賁(1335—1393)字幼文，號北郭生，祖籍四川，居毘陵(今江蘇常州)，后遷居至蘇州城北。張士誠曾欲延聘為官，但徐謝去不受而移居吳興。朱元璋占領蘇州后，為了報復，遂將蘇州城中富戶、士人謫遷至臨濠府(今安徽鳳陽)，徐賁亦在其中。洪武七年(1374)被薦至南京，頗得朱元璋喜寵，累官至河南布政使。后因犒勞征蠻大軍不力，下獄瘐死(即餓死、病死)，結局非常悲慘。在元末畫家入明為官之人中，徐賁的官銜最高，成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張羽與徐賁是摯友，徐氏詩集《北郭集》為張羽為之編定，兩人曾相約一起卜居吳興(今浙江湖州)。徐賁《溪山圖》作于洪武壬子年(1372)，徐賁在題畫詩中有云：“人生未許全無事，才得登臨便是閑。”但他絕對沒有想到，二十年后，他從一個“封疆大吏”瞬間就淪為了階下死囚，功名富貴，猶如夢幻一場。徐賁流傳畫跡較多，《溪山圖》堪稱是其代表作，董源、巨然的長披麻皴，古淡清潤，體現了明初文人山水畫的最高水平。《明史·文苑》有傳。

趙原(約1325—1374)，又名趙元，字善長，又字丹林。原籍山東莒縣人，隨其父趙云遷居蘇州。他也有可能曾為張士誠的門下客。趙原不擅作詩，但交游皆當時江南一帶詩文名家和文人，與倪瓚、顧瑛等人尤善。趙原后來被朱元璋殺死在南京。明人王鏊等撰《姑蘇志》中記趙原：“明初召天下畫士至京師，圖歷代功臣，原以應對不稱旨，坐死。”時間約在洪武八年(1375)左右。晚明王穉登《丹青志》中亦云：“趙原，字善長。郡人。畫師王右丞(即唐人王維)。洪武中召對，不稱旨，賜死。”《晴川送客圖》，有較明顯的王蒙畫風意境。故李日華《六硯齋筆記》卷二中云：“趙善長山水雄麗，可雁行叔明(即王蒙)。”趙原的筆墨有點“雜”，董源、李成、王蒙、黃公望、高克恭、盛懋等皆似乎學過，但無自家獨有的風格，學而不化。所以，他向前無法與“元四家”相提并論，向后又不及王紱、劉玨等人。雖然生前盛享畫名，但身后漸漸被主流畫壇所遺忘。《晴川送客圖》曾經先后為張珩、王季遷收藏。1973年與《溪岸圖》等二十四件宋元繪畫，同歸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購藏。

關于由元入明畫家的命運結局，我國臺灣和美國學者研究的較多。如高木森、張仲權、張光賓、姜一涵、李鑄晉等，皆有專文詳論。這批畫家的史料極少，可能是因為明初“文字獄”關系而被后朝銷毀，更可能當時根本就沒有什么文字記錄。所以有關他們獲罪的原因，今存僅有兩三個字：坐法死、坐事、不對旨、不稱旨等等。其實，朱元璋對那些曾依附于張士誠的江南士人，懷有極深的戒心和報復的心理。即使是那些真心投靠自己的人，他也密令錦衣衛嚴加監控，稍微發覺有絲毫的異情，遂立即借故予以斬盡殺絕。根據高木森的研究統計：“在朱氏威權下被處罰或被殺的畫家(包括文人畫家和職業畫家)至少有十六位。”(高著《元墨淋漓：元畫思想探微》)

今天在“翰墨薈萃”珍品展的展廳里，張羽、趙原、徐賁三個人的畫懸掛在一起展出。他們不是這次大展中的“明星”級畫家，絕大多數的參觀者都匆匆一瞥而過。最多也就是看一看簡單的展品說明，知道他們是元代的畫家，但不知道他們都是死于朱元璋的威權之下。他們曾經是學者、詩人和畫家，他們是被強征或誘逼為官而招來殺身之禍的。而他們悲慘的遭遇，我們當代人也似曾聞見。讀畫如讀史，今天的人不要輕易忘記他們，因為這是中國繪畫史上幾塊沾滿了血淚的“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