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14日，以擁戴袁世凱做皇帝為宗旨的籌安會登場。隨后，四川總督陳宧在四川發電勸進，要求實行君主制，擁戴袁世凱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員也紛紛請愿、勸進，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凱利令智昏，錯誤判斷了形勢，他認為這就是真實的民意，于是就裝出半推半就的樣子，公開宣布說如果大家硬要強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從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態嚴重，他將謀士徐樹錚、曾毓雋召來公館，秘密商議應對之策。

密談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凱稱帝的跡象已經漸漸顯露，“我們首先通電請清帝遜位，主張共和，而今天我幫助他，他來稱帝，我成了什么人？將來果然有這事，我決定反對到底。”

段祺瑞個性堅強，且素重名節，絕不愿意因此導致個人歷史蒙上污點。徐樹錚對此非常贊同，他也認為不管直接間接，積極消極，都應堅決反對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見袁世凱，力陳反對意見的想法，卻遭到了徐樹錚的質疑。徐樹錚的意見是，想讓袁世凱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還是繼續稱病不見袁世凱為好。

與徐樹錚同來的曾毓雋系舉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時入幕。因為他入幕較早，對北洋軍各將領比較熟悉，所以經常被段祺瑞派到各處去進行聯絡，這也使得他整天南來北往，行蹤不定。段幕其余同事為此還送了曾毓雋一個“官銜”，稱之為“行秘書”。

徐樹錚回國重歸段幕后，與“行秘書”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個外部合縱，一個內部運籌，儼然成為段祺瑞的左輔右弼。聽段祺瑞說還要再次進諫，曾毓雋也勸段祺瑞不要去，認為袁世凱已經鐵了心要稱帝，段祺瑞又處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會有什么好結果。

見自己看重的兩名幕僚都這么說，段祺瑞頗為激動：“項城(袁世凱)對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勸，于情于義都說不過去！”

徐、曾二人聽罷，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兩次求見，袁世凱竟然連個說話的機會都沒肯給他，兩次均以身體不適拒絕接見。

發現已無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幾天幾夜，考慮是否要像當年發共和通電那樣，扯起大旗，站出來共開反對袁世凱和帝制。

此時段祺瑞在北洋的聲望僅次于袁世凱，又執掌陸軍部多年，門生舊部遍及軍隊和地方，要真鬧起來，是足夠袁世凱喝一壺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凱幾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這樣做”，所能做的，只有“(對帝制)論公，我寧死亦不參與。論私，我從此只有退休，不發一言”。

段祺瑞預料到，帝制一開，袁世凱和北洋政府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殲滅之”，自己很可能會因此受到連累，但處于兩難之間，也只有將生死置之度外，聽任發落了。

有人勸段祺瑞“離開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說我既不能打破道義觀念去公開反袁，一旦避往它處，反而更會遭袁氏父子之忌，處境也將更為危險。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凱，而是袁克定。他認為袁世凱做出如此“危國喪身”的荒唐決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并憤憤地下了斷論：“將來史家秉董狐之筆，可大書曰：袁克定弒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禍福，讓段祺瑞感到特別憂慮的還是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他知道經過這么一折騰，民初以來尚算不錯的開局注定將受到嚴重挫折——“袁氏喪亡不足論，只是國家大傷元氣矣！”

(節選自關河五十州《民國總理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