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秦國，這個因變法而強大了國家，從而名聞天下的一代名相，是中國歷史上永遠也繞不過去的人物。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言說“儒家”“法家”成風的時期，有人就尤其推崇商鞅，大概也想在新的時代效法這個變法者，推行一種現代的嚴厲吧。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變法而確立的，新法施行的結果就是讓秦國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強盛。但是那個時期的秦國，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還充滿了仇恨。結果一代名相死得很慘，被車裂。秦國的另一個名相是更后來的李斯，他的手筆也不亞于商鞅，協助秦始皇搞成了一系列重大變革，但后來的結局也與商鞅差不多，被腰斬。

秦國的復興依靠嚴刑峻法，這始于商鞅。在他變法之前秦國還很弱小，無法與其他六國相比。這時的秦國亟需一個鐵腕人物，所以可以說商鞅是應運而生的。從變法的內容以及實施的過程上看，商鞅稱得上歷史上真正的鐵血人物，其心腸之硬、手段之酷、效果之巨、結局之慘，都難以找到超過他的第二人。因為其出發點的確為了鞏固君王的統治，為了使國勢振興，所以當時的秦孝公全力支持他，也像他一樣鐵了心。

在商鞅來說，改革一旦開始就不能停止，因為那些世襲利益集團全是兇猛的攔路虎，會把他吃掉。那么或者是將改革之車越開越快，碾死這些攔路虎，或者是成為他們的腹中餐。商鞅橫下一條心，果決異常，有點像赴湯蹈火。他使用的方式實在殘酷，以至于被描述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天地”。

然而這描述卻并非夸張，記載中，反對變革者最輕者也要在臉上刺字，或者割去鼻子。他頒布的法律中有一種連坐法，是典型的輕罪重刑，規定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互相告發，同罪連坐，誰告發了“奸人”，就與斬殺敵人一樣受到犒賞，不告發的就要腰斬。一家藏“奸”，什五同罪；如果客店里收留了沒有官府憑證的人住宿，那么店主人也要與“奸人”同罪。當時實行了戶籍制，農民不得外出，不得經商，一旦經商，妻女就得充為官奴。結果觸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時一天就要處死七百余人。

所有法律條文直接而實用，毫不含糊，如關于軍功爵位，開列了二十等，軍功的大小則簡簡單單十分明了，就按戰場上斬獲的人頭計。農業方面按收獲糧食布帛計，凡從商和荒地破產者，妻女一律沒收為奴。要求百姓以官吏為師，焚燒詩書；鼓勵層層告發；只要議論政令的，全都視為非法之徒，放逐邊疆。

由此可見，后來李斯所做的一切，實在只是學了商鞅。不同的是李期在統一了六國的更廣大的土地上實行峻法，還可以讓更加威猛的始皇帝為自己撐腰。所有這些殘酷的、不可稍稍變通的法律，在治理國家方面當然是極度有效的。國家只要富強了，經濟和軍事搞上去了，制定法律和實施法律的人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肯定，被封為偉大的變法楷模，民族英雄。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謬誤和偏見，其結癥主要是因為判斷標準出了問題，它過于單一、原始和簡陋。在這里，經濟和軍事以及政權的鞏固成了惟一的標準，而更為重要的一些指標，如民眾的實際感受等等，卻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貴民的信條來看，民眾是遠遠高于社稷和君王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商鞅的強國之道也是禍國之道。民不聊生，倫理喪盡，酷法無情，這就使秦帝國滅亡的種子在強盛的同時，也深深地播于地下。而商鞅這個改革者的目標也過于簡捷，可以說是目無旁視，直取利益，一切以秦國的興盛、以鞏固國君的統治為準則。從《商君書》中可以窺見商鞅的鐵石心腸，其中寫道：一個讀書的聰明人就會使一千個普通人不聽話，怠于農事倦于戰備；民眾不推崇學問就會愚鈍，愚鈍了就不會外出交際，不外出交際聯絡，國家就會長治久安，等等。他設置了農村戶口制，從此也就將農民永世固定在土地上。他甚至赤裸裸地說：農民一心一意種地才能樸實，樸實了就會老老實實住在一個地方，不再喜歡到遠處去了。商鞅對于國家的專制和安定可以說花盡了心思。只可惜，這種機關算盡忠心耿耿，鞏固的是一個家國，殘害的是一個民族。

秦國自商鞅開始的冷酷刑法，已經成為這個西部農業國的一種文化，干燥生硬可怖，流布和發展下去，又有了后來的焚書坑儒、大造阿房宮的苦役、耗盡民力的長城。更不可不提的是秦二世時期，當時國內基本上已廢除了殉葬制，可是殘忍的秦國統治者竟然將那么多征調來的青壯修墓人全部活埋。他即便對于皇室內部也同樣殘忍，竟然下令殺盡后宮所有無子女的宮女，以及宗室諸公子、公主或大臣。

世界上的變法者代代不絕，凡變法就會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就會有流血。但如同秦國的變法那樣殘酷無情的，還不多見。同樣，像秦國的變法者那樣視民眾如草芥、極度殘忍的轄制者，也不多見。如此變法，國家之強大可以預期；但這種強大會付出難以言喻的代價，而且也絕不會長久。在其強大的表層之下，包裹的正是滿目瘡痍。原來這貌似強大的外殼很薄也很脆，是極容易被擊破的。

殘酷作為一種文化的蔓延和流傳，是頗為歷代統治者所喜好的。但凡是殘酷也就會有同樣猛烈的回報，就像秦帝國的滅亡一樣迅速，像那些君臣的結局一樣凄慘。這似乎也較為合乎天地人三者之間的倫理秩序。

國勢的強盛，財富的積累，這些沒有任何人會反對，因此追求它們的欲望也就顯得自然而然。一個人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一樣的，都有強大和富裕的要求。在這不倦的不間斷的追求中，往往也就用盡了各種辦法。任何辦法都要做出努力，任何努力都要付出代價，任何代價都要最終償還。償還份額的不同，也就決定了最后的那個目標有多大價值了。如果是得不償失，那就索性一開始就不干好了。問題是這并非一眼能看得穿的小賬目，而是一種歷時幾十年上百年、投入幾百萬上千萬甚至幾億人口的歷史大運算，不僅是加減乘除，連更復雜的函數開方之類都用上了，誰又能一眼看得透呢？于是只好向著一個看得見的目標奔下去了，不再小心翼翼地約束著自己的每一步了。

齊國和秦國都曾富裕得不得了，強大的不得了。前者曾經富裕而強大；而后者主要是強大，后來也相當富裕。它們的結局似有不同，但最終都國亡民衰，一片狼藉，血流成河。由不可一世到滅亡衰敗的這個過程往往并不長，可是會極其痛苦，這不光是心理上的痛苦，而是直接肉體上的傷害和無情的殺戮。

比如齊國的那些王公貴族，在敵方的蹂躪中生不如死，死也驚心。即便是國家內部的逆叛爭奪也殘酷得嚇人，像齊閔王，竟然被前來援救的將軍抽出腳筋吊死在梁上。要知道當年的齊閔王是何等威赫，他與秦王同時稱帝，已經是天下最強悍的國王之一，轉眼卻落了個這樣的結局。秦國滅亡更是一夜轟坍，造反的項羽兇猛殘酷到令人發指，在巨鹿大戰中竟將接收的二十萬降軍全部活埋；攻入咸陽后，眾所周知，又下令焚燒了集天下富麗與民生辛勞的阿房宮。進入富裕繁榮的名城臨淄，更是燒殺搶掠，強暴婦女，再次活埋降軍。

幾乎所有王朝都走完了自己由盛而衰的旅程，這段路或長或短，只是沒有一個例外，所以大學者黃炎培為其取了個名詞，叫“周期率”。怎樣逃脫這個“周期率”，一代代人似乎都在想辦法，但現在看全世界也未必能想出什么更好的辦法。

齊秦兩個大國，一東一西，都先后滅亡了。接下來有漢，有唐。盛唐的驕傲幾乎成了每個中國人口中必念的事情。這個大唐是無可爭議的天下大國，有數一數二的國力，財富與軍力都好得不能再好了。不僅是物質豐饒，文化也燦爛輝煌，出產了煌煌唐詩，幾乎令后人再也無法張口吟哦。據稱當時出使大唐的外國使者都對盛世之狀目瞪口呆，他們竟第一次看到，連大街上的樹木都在節日里穿上了綾羅綢緞。那時還無法計算大唐的財富占整個世界的幾分之幾，但比例一定是相當高的。這個大唐也滅亡了。

即便是極大地耽擱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清，也有長達幾百年的歷史。它曾經擁有自己的鼎盛期，有康乾時代，那時的大清也不是世界上的弱國，而是從國家財富到軍力都走在前邊的列強。有人曾計算出，當時大清帝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現在看由于這個數字過于翔實和龐大，只可存以備考。但無論怎么說，這個大清遠不是后來不斷割地賠款的那個樣子，那是末路王朝的事情。從不可一世的帝國到末路，這條路不長也不短，不過總算走到了盡頭；進入了混戰不寧的民國，一切也好不到哪里去。

從歷史上看，無論多么好的思想和崇高的品質，都會有人批判質疑；無論多么偉大的設想，都會被挑戰和爭論，最后或者被擱置、或者被推翻。即便連圣人孔子的“仁”和“義”，也幾乎弄到了不能立足的地步。由此看，思想和倫理范疇的東西是最不容易積累的，它的不能積累不能進步，也就導致了其他，比如戰亂和種種人禍，全都來了。人禍從來大于天災，這是人類歷史得出的又一個結論。在人禍面前，人類千辛萬苦積累起來的財富，甚至是一個傳遞了幾百年的王朝，一夜之間就被掃蕩一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