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順治年間蘇州大才子金圣嘆罹禍被殺，直接原因是作為生員的他，充當了民間意見領袖的角色，在順治駕崩后的國喪期內，組織地方士民去孔廟哭靈，抗議地方官對蘇州百姓的盤剝。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統(tǒng)治者對這種有膽有識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漢族讀書人，決不會手軟。殺金圣嘆乃是恐嚇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氣黯然收常

金圣嘆走到這一步，也可以說是性格使然。他對《水滸傳》的精彩批點充分顯示了他的性格與膽識。他認為一百單八將“不得已而盡入于水泊”是“亂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漢的反抗。

“光明尾巴”保全水滸印行

《水滸傳》全名為《忠義水滸傳》，小說取材于北宋末年北方一場規(guī)模并不大的底層民眾起義。元末明初，天下大亂，各地底層民眾紛紛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統(tǒng)治，梁山水泊眾多好漢的故事迎合了這樣的社會背景，在民眾中間廣為流傳，并不斷地被加工，人物與故事越來越豐盈。施耐庵對這些流傳于民間的故事進行整理和再加工，創(chuàng)作了一部完整的《忠義水滸傳》。作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對梁山人造反故事的處理是非常講究政治的。“水滸傳”前冠以“忠義”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主張，宋江造反的目的是為了招安，招安后受朝廷派遣征遼、征方臘。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確”的體現(xiàn)，如此，這部書才可能印行。

而金圣嘆則不然，他腰斬了《水滸傳》，把受招安、征遼、鎮(zhèn)齤壓方臘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點文字中，高度褒揚了反抗性強的魯智深、武松、李逵諸人，處處貶損以造反為手段目的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諸人。如此，腰斬后的《水滸傳》只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書凸顯的主題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了，完全沒有了忠于朝廷的“政治正確性”。

金圣嘆何其大膽，他的結局，可謂是性格決定命運。

盡管施耐庵針對統(tǒng)治者，給《水滸傳》留下了一個光明的尾巴，宋江諸人受招安的結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統(tǒng)治者對這部書的反感。但畢竟讀者看重的是生動曲折的故事和活靈活現(xiàn)的人物。《水滸傳》處處生動地描寫了官員的貪婪殘酷，下層人走投無路的反抗，也在許多細節(jié)上渲染了反抗行動的暴齤力和血腥。就如《金瓶梅》這類小說，主旨是以西門慶縱欲而死的下場宣揚淫齤蕩無好報的因果，但具體場景描寫過于露骨。因此，《水滸傳》從成書伊始，就不招統(tǒng)治者待見，在不同時代被列入禁書名單。

崇禎禁毀“造反教科書”

朱元璋以造反起家的，建立明朝的功勛集團不過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單八將。但屁股決定腦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時，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應該曾激勵著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龍廷，就得防備別人造反，宣傳的則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水滸傳》成書不久，流傳還不算很廣，屢興“文字獄”的太祖沒有就這部書下過禁令。朱元璋死后，明朝處于上升階段，國力和民生狀況都不錯，社會矛盾沒有那樣劇烈，明朝統(tǒng)治的道義合法性還比較充足，因此，《水滸傳》的傳播沒有受到官府大規(guī)模的干預，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這部奇書。明代學者胡應麟說，“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嘉(靖)隆(慶)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jīng)》，右置《水滸傳》各一部”。《水滸傳》從嘉靖到崇禎一百多年間，刊印了31次。而到了崇禎朝，社會背景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明朝統(tǒng)治者面臨著元末蒙古統(tǒng)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國遍地烽火，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紛紛起事，更有山東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眾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滸傳》此時變成了統(tǒng)治者眼中最不合時宜的一部書。

崇禎十五年四月，刑科左給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書，請求朝廷頒令焚毀《水滸傳》。崇禎皇帝從其意，下旨“著地方官設法清察本內，嚴禁《(水)滸傳》”。這是《水滸傳》問世后第一次遭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的禁毀。

乾隆禁止將《水滸傳》譯成滿文

滿清入主中原后，作為一個異族統(tǒng)治者，清王室是在明朝內部起義軍和官軍內斗兩敗俱傷而得漁翁之利的，他對底層的造反更為警惕。所以，滿清統(tǒng)治者進了紫禁城不久，就開始大規(guī)模禁書。康熙在位61年，5次下旨禁“淫邪”之書。雍正、乾隆繼承且強化了這一政策。有意思的是，朝廷禁書，首先打的是“掃黃”的旗號，要求禁毀那些“宣淫誨詐，備極穢褻，污人耳目”的小說，漸漸地，“掃黃”擴大到“打非”，《水滸傳》這類宣揚暴力反抗的書列入禁毀之列。乾隆十八年，上諭第一次點名批判《水滸傳》，禁止將《水滸傳》翻譯成滿文——可見當時《水滸傳》之流行。

第二年，福建道監(jiān)察御史胡定在上奏中翻出九十多年前被殺的金圣嘆“妄加贊美”《水滸傳》的舊事，更把這部書定性為“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皇帝準其奏議，下旨曰“《水滸傳》一書，應飭直省督撫學政，行令地方官，一體嚴禁。”

丁日昌禁書鬧劇

清代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禁毀淫邪、暴力小說、戲曲，是同治七年(1868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提議的。丁日昌是廣東人，但長期依附曾國藩、李鴻章，屬于湘軍系高官。他參與了與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目睹了底層人士造反的巨大沖擊力。湘軍于同治三年攻克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城，四年后任江蘇省最高長官的丁日昌即上書請禁毀《水滸傳》，顯然和當時歷史背景大有關系。

對丁日昌的奏請，朝廷自然批準，并詔令天下，“至邪說傳奇，為風俗人心之害，自應嚴行禁止，著各省督撫飭屬一體查禁焚毀，不準坊肆售賣，以端士習而正民心”。

同治年間，地方督撫勢力坐大，對朝廷的詔令總是有選擇性執(zhí)行。查禁那些流行書，對多數(shù)官員來說，是賣力不討好——這個市場太龐大了，因此多數(shù)地方官并沒有認真執(zhí)行。但這禁書建議的提出者丁日昌，當然不一樣，在他的轄區(qū)內，那可是真刀真槍地干。

丁日昌這次禁書，強度遠遠超過前朝歷次。其一是有專門的機構，即“設官書局”，刊傭牧令書》(相當于政策匯編)《小學》等宣揚王朝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書，希望以此來沖抵“淫邪之書”對士民的危害。其二是禁書的范圍特別廣，共計156種，《水滸傳》《西廂記》自然是重點禁絕書目。丁氏在全省發(fā)布的飭文稱：“《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味風流，鄉(xiāng)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其三是不但禁小說，而且禁戲曲本子，禁一些劇目公演。在156種禁書之外，增加111種《小本淫詞唱片目》，一些折子戲、彈詞、民間小調，如《楊柳青》《男哭沉香》《龍舟鬧五更》《揚州小調嘆十聲》《王大娘補缸》等皆列入禁絕目錄。

丁日昌在同治年間的官場堪稱能吏，歷史卻對其禁絕《水滸傳》等書的“政績”開了兩個殘酷的玩笑。

一是他設局張榜，轟轟烈烈查禁書，為那些禁書起到了很大的廣告作用。時人議論道：“按以上各書，羅列不可為不廣，然其中頗有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淫艷小說，奈未知真名，亦無從遍覽。今列舉如此詳備，盡可按圖而索，是不啻示讀淫書者以提要焉夫！”

二是他生了個坑爹的兒子，其行為給了老爸“凈化文化環(huán)境”的工作莫大的諷刺。丁日昌的長子丁惠衡，是個捐班知府，最喜眠花宿柳。同治八年十月(丁日昌大規(guī)模禁書第二年)，丁惠衡和堂兄弟即丁日昌的侄子丁繼祖逛妓院時，和太湖水師后營右哨勇丁徐有得、劉步標爭風吃醋，大打出手。沒占著便宜的丁氏兄弟叫來親兵營，將徐有得用軍棍打傷致死。這事鬧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請?zhí)幏郑⒚鼉山偠今R新貽(這是老佛爺安排到湘軍勢力范圍兩江來摻沙子的)審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軍勢力的馬新貽要追查到底。不過，丁惠衡還沒有歸案，馬新貽卻在校場檢閱后回官署的途中被張汶祥刺死。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刺馬案”。朝野許多人懷疑張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報復馬新貽。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張汶祥被處死，案件到底沒能查個水落石出。受降級處分的丁日昌正逢母親病逝，于是借丁憂之名離開官場，五年后復起。

不知當時朝野人士聽到丁日昌公子嫖娼與人斗毆，擅用親兵將人打死的消息后，會不會在想：這丁家少爺如此品行，是受《金瓶梅》的毒害，還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