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文獻有“七十曰老”的說法，宋代官員致仕(即退休)即以70歲為限，比起如今的60歲，年限可謂很寬松。但70歲退休并非絕對。北宋時期，一些“邦國重臣”或受到皇帝恩寵的官員雖到了70歲，卻仍然可以“安位若素”。

原來，宋代致仕制度還規定：官員退休時，須先向朝廷遞呈申請，獲準后方可解職。個別元老大臣不受70歲年齡的限制。凡因病退休而后痊愈者、提前退休者、正常退休者，在朝廷需要時都可再度入仕，稱為“落致仕”(類似今天的退休返聘)。這樣，有一些被皇帝倚重的老臣可能多次請求致仕而不被批準，而一些特定時期致仕的“重臣”會被再次授予要職。

這些老年官員中不乏老當益壯者。北宋朝宰相最高壽者當推文彥博(1006—1097)，享91歲。他是四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重臣，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神宗末年(1083年)文彥博已經獲準退休，在洛陽準備要安度晚年。哲宗即位初(1086年)，當政的司馬光看重“宿德元老”文彥博的才能與威望，極力推薦。就這樣，已過80歲高齡的文彥博“落致仕”，被授予“平章軍國重事”一職，再擔大任。他思維敏捷、處理政務井井有條，時人評價他“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真宗朝的老將范延召(927—1001)更是勇猛不減當年。咸平二年(999年)，北部邊防吃緊，契丹人南下來犯，73歲的范延召毅然隨駕北征，“與(契丹敵兵)戰瀛洲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余，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仁宗朝老將王德用(977—1056)熟知軍中情偽，善于恩撫屬下，“多得士心”。他名震邊塞，為契丹(遼國)所忌。至和元年(1054年)，78歲高齡的王德用“落致仕”，被授予樞密使重職，督察全國軍務。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使者來訪，稱贊宋廷“以公(王德用)典樞密而用富公(富弼)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這些年過70仍被朝廷重用的官員，其經驗智慧被視為國家的財富。鑒于不能忽視的年齡與健康因素，君主們常常對這些老臣加以特殊禮遇。如：前文已提及的文彥博，元祐元年(1086年)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時，已是81歲高齡，被特許“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后來又改為“十日一赴都堂，一月一赴經筵”，能保證機要政務參與決策即可。兩朝重臣呂公著元祐三年(1088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時，也已是71歲高齡，被特許“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出入都勿拘時;常行文書免簽書;別建府第，許執政往議事”等。樞密使張昇70歲時“請老”(申請退休)，英宗極力挽留，聲稱“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特許他“五日一至樞密院”，還免除其覲見皇帝時復雜的禮節“進見毋舞蹈，受賜勿跪”等。

人老不講筋骨為能，是不能忽視的客觀事實。70歲高齡的老人身處政府要職，常常要面對那么多的繁劇事務，要想都處理得當也真是勉為其難。仁宗朝老臣陳堯佐拜相時已是75歲高齡，在這個“佐天下，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的重任上實在是有些力不從心。加上同時拜相的王隨(已65歲)正“屬疾在告”(請假在家養病)，導致政務積壓，“事多不舉”，時人譏諷“中書番(宰相議事機構)為養病坊”，最終兩人均被解職。接替他們職務的張士遜是第三次拜相，也已是75歲高齡。與前兩次經歷相比，這時的他年事已高卻又偏逢多事之秋。當時，政府決意精簡輦官為禁軍，輦官們不滿，紛紛攜家人在京城喧訴抗議，“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幸好只是受了驚嚇，沒太傷著筋骨，皇帝特許他“五日一朝”。可是諫官們不放過他，紛紛上書，彈劾他“無所建明”“政府豈養病之地邪”等等。張士遜坐立不安，決意退出政壇，連續七次上書“請老”，最終獲準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享86歲高齡。

可憐一些“耆德”老臣，被皇帝所倚重、累請致仕而不得，終日被機要政務纏身，勞心勞力而“卒于任”。兩朝元老向敏中(949—1020)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退休)”，72歲死于宰相任上。哲宗初年，老臣孫固(1016—1090)屢請致仕，太皇太后誠意挽留“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于家治之可也”。孫固得此知遇之恩，不便再提致仕之請，只得“強起視事”，又忙碌了兩三年，75歲死于任上。宋神宗在位期間，重視守邊大臣的挑選，老臣孫沔被授予邊地重職，可憐已71歲高齡的他，終因年老力衰受不了遠途跋涉之苦而死于赴任途中。

孔子曾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70歲的老人已經完全成熟了，進入了人生的又一個高級階段，多年積累的經驗堪為后輩推崇，一些關鍵問題的咨詢是必要的;同時，“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又是一個超脫物欲、名利追逐的階段，回歸自我，頤養天年。而二者的協調是不容易把握的，北宋老年官員們的榮耀與尷尬正說明了上述兩點，給后人以思考與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