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變法稍晚，北宋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外貿制度改革。其基本內容是：全國只設廣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杭州三個市舶司，所有外貿須在三個市舶司進行。市舶司最高長官改稱“市舶提舉”，由本路轉運副使兼任。很明顯，這種改革使外貿權高度集中于中央，禁止民間貿易。

早在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宋太宗即設立榷易院，把全部外貿產品都收歸政府專賣。所有外國來的香藥寶貨到廣州、交趾、泉州、兩浙，不經官庫不得私自交易。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凡私自貿易價值超過100文以上的就要論罪，超過15萬文刺配海島。這樣一來，權是收起來了，卻弄成個高成本低收入的外貿體制，政府很難支持。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年底，即改行有限禁榷，把外貿商品分做禁榷物和放通行物兩類，除珠貝、牙犀、乳香等8種外，其余商品為放通行物。不過放通行物得在“官市”交易，絕大部分商品的貿易仍控制在政府手里。淳化二年（991年），進一步放松到除禁榷物外的其他商品只須在官市交易一半。天圣年間（1023—1031年）以后，仁宗又進一步減少了官市。但是，對中國商人遠洋出海的控制仍較嚴。宋初政府對商船的出海口、停靠地規定不多，到了端拱二年（989年）則規定海外商貿須呈報兩浙市舶司批準。

外貿控制的后果是，市舶司所在地的市舶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但是效益一直不好。那些未設市舶司的地方，地方政府不滿，民間“走私”泛濫。朝廷把問題的癥結歸結為管理不嚴。熙寧九年（1076年），曾任廣州知州六年的程師孟，上奏請廢杭州、明州市舶司，只設廣州市舶司。這個方案未被神宗采納。但后來頒行的《元豐市舶條》，規定杭州、明州市舶司掌管與日本、高麗的貿易，廣州市舶司則掌管與其余十幾個國家、地區的貿易，以廣州為重點實行壟斷貿易。這個條例無法執行，一年后便名存實亡。像泉州，本來遠洋可利用季風，春去夏來，一歲一往返，按這個條例則須先赴廣州市舶司請領公憑，歸途又須繞道廣州交稅和入官市，每次遠洋須在外度過兩個冬天，第三年才可返回泉州。商人要么只能停業，要么便搞違法經營。這致使南去的船越來越少，廣州市舶司稅收銳減。

不少注重實際的官員，倒是看清了一些實質問題。泉州、密州（今山東膠縣）的地方官分別奏請在本地設置市舶司，廣州的地方官奏請放寬乳香的專賣制度，但未被神宗采納。神宗去世后，哲宗元祐年間（1086—1094年），泉州、密州市舶司才得以設立。但是這兩個市舶司的增設，反而增強了中央對兩地及周邊地區的控制權。原先市舶司主管官一般由所在地軍政長官擔任，《元豐市舶條》也只規定由各路轉運使擔任，到徽宗時期，則變成朝廷直接委派專職官，市舶司成了完整意義上的中央直屬機構。

中國的對外貿易自唐代至于明清，早已有相當大的技術實力，但始終未發展成強大的產業。其原因是貿易不能像農業、手工業那樣在集中控制下仍可以有限度地增長，貿易是與“自由”聯在一起的。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已經開始官營漁鹽，西漢時鹽鐵及其他最有利可圖的工商業都被操控在統治者手中。唐朝創立市舶貿易制度，把新興的海外貿易也控制起來。宋朝則大大強化了這種貿易的中央集權。明朝中葉以后，西歐國家大力支持本國的商人進行海外貿易，他們的船隊無拘無束地頻頻東來，而飽受政府限制的中國商人則無法與之競爭。我們雖然有鄭和下西洋那么大的皇家船隊，卻基本放棄了遠洋貿易。清朝的所謂外貿，基本沒有中國人出去，只有外國人進來，而且變成廣州一口通商，似乎完全回到了程師孟的設計或《元豐市舶條》上面。外貿的壟斷，不僅造就了大量貪官污吏，也使整個經濟脆弱不堪。當西方船隊越來越多，朝廷剩下的最后辦法是限制進口。西方人不好理解，他們的勃勃雄心無法施展，便請來了大炮。

西方古代即小國林立，沒有強大的皇權可控制其經濟。商人通過贖買等手段逐步免除了封建義務，而取得獨立發展商業經濟的權利。商業經濟在自治城市的保護下不斷發展壯大，最終演變成自由貿易經濟。而中國的國家是直接從部落政權轉化而來的，財富是通過政治程序來集中的，國家就是放大的家庭，經濟易陷入強權控制，成為皇家的貢品。不惟小農經濟，中國古代的商業經濟也是宗法專制制度的基礎，依附于專制政權。這種商業經濟沒有效率。在一個國家“家園”內，它只會影響人們生活的貧富，但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它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悖論。封建王朝總是通過經濟上的中央集權來鞏固政權，但他們的愿望與結果大多南轅北轍。宋代是一個十分講經濟的朝代，朝廷一直想發展經濟、增強武備、收復邊地，實行過一系列大的經濟改革，但其核心意圖仍是“集權”二字，結果最終“積貧積弱”，滅亡在游牧民族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