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南書房康熙帝籠絡士人，攻心儒生，需要有一個機構、建一個平臺，這就是南書房。康熙帝說：“朕愿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經史講誦。”事實上南書房的效果還不止于此。它成為了當時滿漢文化交流與融合的一個平臺，特別是康熙帝接受漢文化的平臺。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開始在康熙帝早年讀書處的南齋，設立南書房。南書房位于乾清門內迤西廡房，北向，因在乾清宮南面而得名。現建筑完好，但原狀無存。開始由侍講學士張英、中書高士奇等入直。南書房的官員，人員、品級不定，有中書（七品）、學士（五品）、侍郎（三品）、尚書（二品）、大學士（一品）等。康熙九年（1670年）一甲一名蔡啟僔、二名孫在豐、三名徐乾學，于當年召對弘德殿賦詩，后命同直南書房。南書房還有天文算法、機械制造家戴梓，武進士湯愷等。

南書房值班的時間：自辰（辰正8時）而入，終戌（戌正20時）而退。特殊情況例外。如高士奇每日“報籌而入，送燭而歸”。有時草擬密詔，已經漏下三刻，就是深更半夜，特命宮中禁門不關，待高士奇離去后再上鎖。

南書房官員同康熙帝的關系，可以說是亦師、亦友、亦臣、亦奴。

一說亦師。南書房官員的一個職責是進講經史。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命南書房翰林，每日進講《通鑒》。康熙帝說張英“每日進講，啟導朕心，甚有裨益”。南書房官員值班，以備顧問。沈荃教康熙帝書法，后來康熙帝回憶自己初學書法時說：“每下筆都指其病，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功也。”

二說亦友。南書房官員的一個職責是文學侍從，就是同康熙帝切磋詩文、書畫。在切磋時，相互討論，逐字推敲。他們吃飯、喝茶，都由御膳房、御茶房供應；特別恩寵者，“賜第連中禁，分餐出御廚”。還有賞賜：張英葬親南還，特賜銀500兩，錦緞20匹。一次元旦，康熙帝賞南書房翰林宴，宴會后，派內侍以佳肴果品二席，分送給各家。賞給李光地細鱗魚、鹿肉條，每日由其家人帶回玉泉山水。賜查慎行高麗米粽子。康熙帝很賞識高士奇，同他“朝夕談論，無異友生”。

三說亦臣。南書房官員負責起草詔書、潤色詩文、代筆書法等。康熙十九年，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每日輪四員，到南書房值班，隨時咨詢，觀察考核，以備擢用。方苞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南山集案”出獄，以白衣入南書房，撰碑文、論詩賦，參與編修樂律、歷算等書。

四說亦奴。南書房的官員雖很榮幸，但地位卑下。有書記載：咫尺天顏，垂手侍立，久之則氣血下注，十指欲腫。若派寫進呈書籍，則終日伏案而坐，兩腳不得屈伸。如王圖炳（大學士王頊齡之子）直南書房，奉命書寫《華嚴經》全部，出語人曰：“伺候時立得腳痛，抄錄時寫得手痛。”（參見《清宮述聞》）

南書房官員張英和高士奇有兩段佳話。

張英（1637～1708年），安徽桐城人，進士出身，通滿文，在南書房任職，被賜宅西安門內。“辰入暮出”，隨侍左右達25年。在講筵時，“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造膝前席，多社稷大計”。書房自書對聯：“讀不盡架上古書，卻要時時努力；做不盡世間好事，必須刻刻存心。”（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六）后官做到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居官四起四落，或被革職，或降五級，以白酒一盅，清琴一曲，淡然處之，沉而復起。他與子張廷玉、張廷瓚、張廷璐，孫張若靄、張若澄，一門三代入直南書房，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凡數十年。康熙帝對張廷玉每年元旦（一段時間）賜佳肴、好酒到其家。張英家被譽為“三世得謚”、“六代翰林”。

高士奇（1645～1703年），字澹人，號江村，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一生頗富傳奇色彩。高士奇為江南才子，杭州鄉試，名落孫山。自挑衣被，進廣寧門（今廣安門），到北京后，再次落第。衣食無著，流落街頭，在報國寺，擺攤賣字。后入明珠府。一次被命寫宮中關帝廟的門楣（橫幅）。時值高士奇的生日，他感慨萬千，乘酒興揮寫“天子重英豪”五個大字。康熙帝經筵講義，常由高士奇謄寫。高士奇聰明伶俐，語言幽默，善解帝意，屢屢高升。這位曾經悲歌燕市的窮儒，被賜居西安門內，成為朝中的頭面人物，下班時胡同車馬如織，就連大學士明珠也要向他探訪內廷消息。他每日上朝時，荷囊裝滿金豆，太監每報一事，給金豆一顆酬謝。如康熙帝正在讀某書，他知道后就仔細閱讀，帝有所問，對答如流（趙翼《檐曝雜記》卷二）。隨著職位的升高，高士奇的權力欲望也膨脹起來，他與徐乾學兄弟、王鴻緒等人組成江浙朋黨，影響朝政。時學士不是三家門徒，不為世人所重。康熙帝對他們格外眷顧。據說康熙帝曾特旨將御膳房八寶豆腐名菜的配方賜給大學士徐乾學，作為其年老回鄉后的享用。當徐派人往御膳房取配方時，還被御廚們借“道喜”之名，敲詐千兩銀子。這個配方后被徐的門生王樓村所得，并傳給孫子王太守。這種豆腐流傳民間，因而留下了“王太守八寶豆腐”這道名菜。康熙帝的確是清代帝王中善于協調君臣關系的明君。高士奇后因納賄受到彈劾，休致回籍。高士奇返鄉后，康熙帝對其恩寵不減，接連召他入直南書房，命他主持編纂《平定朔漠方略》。南巡之際，令高士奇扈從返京，恩寵有加。他的《扈從東巡日錄》、《松亭行紀》等書記載了東北、西北邊陲地區的地理風貌、民俗物產，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康熙帝舉博學鴻詞科和設立南書房，主要是鞏固清朝的統治，但同時也促進了滿漢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民族團結與文化發展。這個貢獻應當肯定。

康熙帝優容信用漢族儒生、名士，但并不是無條件的，他有條底線，這就是不容觸犯清廷的、滿洲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