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九言價值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影響，自古以來，中國文人有個“通病”，那就是熱心政治。即便“在野”，對政治的熱情亦絲毫不減。

如何看待在野文人的“政治言論”？

在不開明的皇帝看來，那是“妖言惑眾”，而在開明的皇帝看來，那不就是“發牢騷”。

文人為什么喜歡發牢騷？發牢騷的文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眾所周知，宋朝是處理“朝廷與文人”關系最好年代，除了“重文輕武”的“既定國策”，這還與趙氏皇帝“懂文人心”相關。尤其宋仁宗趙禎，對付牢騷文人很有心得。他知道文人為何牢騷，也知道如何“不動刀槍”擺平牢騷文人。

下面這個歷史故事很是有名：

宋仁宗年間，四川有個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中，為泄胸中郁悶，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綁送京城。按照歷朝歷代律條，即使不按“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妖言惑眾”治罪，不料宋仁宗卻說：“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寫一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不但沒治他的罪，反而授其為“司戶參軍”。

這個老秀才的故事后來沒了下文，我想他多半是由“牢騷滿腹”的“酸文人”變成“殫精竭慮”的“忠臣”了。皇帝賞他的“司戶參軍”是個多大官？是州官下面分管戶籍的，相當于今天的處級干部。一個小小“處長”，就讓老秀才閉上了嘴。

一個徒有文化卻沒錢沒刀槍的弱勢群體，發發牢騷能翻什么天？宋仁宗眼光銳利，讓牢騷文人“皆入吾彀中”，為自己所用，發揮“正能量”，不能不稱之為高明之舉。在一個有著上千年歷史的官本位國家，文人的政治覺悟并沒有“天下為公”那么高，但就實現個人價值而言，“達則兼濟天下”也是大多數傳統文人心態。關心政治，對朝政發發牢騷，終究是為“入仕”者居多。只有當不成官時，牢騷才會越來越盛。所謂發牢騷其實就是“變相上書”，是科舉不第者的最后一顆救命稻草。

宋仁宗這樣處理“牢騷文人”之所以留下了佳話，主要是因為歷代皇帝大都不這么干。他們對“牢騷文人”一般多采取“文字獄”震懾手段。我想這大概有兩個原因，一來官位沒有那么多，誰發牢騷賞誰官“賞不起”，充其量只能解決個案;二來“文字獄”面廣影響大，可起到殺雞儆猴、“掌嘴天下文人”奇效，且一勞永逸，“一次性解決問題”。

在盛贊宋仁宗之功時，如果我們跳出歷史局限，應該看到“賞官”與“掌嘴”哪種政策對付“牢騷文人”并無本質區別，他們的目的殊途同歸——利于皇家統治。即便宋朝立下不殺文人的“誓碑”，主要也是出于“便于統治”考慮，文人的蜜月時代并不是由于文人強大后所創造出來的，而完全出于皇帝的喜好。才子的小命還是不在自己手中，可殺不可殺，仍然全在皇帝的一句話！

因而，宋仁宗的故事與其說是啟示統治者的，不如說給中國傳統文人的啟示善莫大焉：對只有依附地主才能生存的群體而言，初衷只在“老爺您的衣服壞了”，關心國是的手段也只有“發牢騷”，那么，“老爺們”批下來的“官位”與“耳光”殊難把握，抑或劈頭蓋臉一同下來——“胡蘿卜加大棒”，向來都諭示著一個特殊弱勢群體被“老爺”玩于股掌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