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歷時268年的大清王朝在這125天里土崩瓦解，轟然倒塌。這期間，東山再起的袁世凱一方面利用清軍壓制南方革命，另一方面養“敵”自重威脅清廷，最終逼清帝退位，坐上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然而，袁世凱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和平”逼退清帝？這個過程中清廷內部又有怎樣不同的應對態度？“東方的覺醒—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館藏珍貴歷史文獻展”中的文獻和史料，為讀者呈現了其中的一些細節。

當時，武昌起義爆發，清廷見大勢不佳，重新起用擁有軍事實力和外交關系的袁世凱，在1911年10月14日詔授他為湖廣總督，赴武漢節制各軍。最初，袁世凱稱疾不就，向清廷提出要求：開國會，組責任內閣，解黨禁，寬容起事黨人，總攬全國兵權，寬與軍費。10月27日，清廷又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陸海各軍，隆裕太后還撥內帑100萬兩濟武漢軍事。接著，清軍在漢口擊敗民軍，清廷看到袁世凱是可以扭轉乾坤的惟一人物，便于11月1日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詔他來京，組織內閣。11月16日，袁世凱內閣正式成立，自此便獨攬了清廷的軍政大權。

11月27日，清軍攻占漢陽，民軍死傷3000人。當時馮國璋打算乘勝渡江攻武昌，袁世凱卻親自撥打長途電話授意馮國璋停止攻打。依袁世凱當時的實力，完全可以鎮壓革命，但是他要養革命以制朝廷。12月28日，隆裕太后聽從袁世凱的進諫，下懿旨召集國會，以決定國體。《紹英日記》中記錄了袁世凱面見隆裕太后時的一番對話：

皇太后垂淚諭袁總理大臣云：“汝看著應如何辦？即如何辦。無論大局如何，我斷不怨汝。即皇上長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

袁對云：“臣等國務大臣，擔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計，應請上垂詢皇族近支王公。論政體本應君主立憲，今既不能辦到，革黨不肯承認，即應決戰。但戰須有餉，現在庫中只有二十余萬兩，不敷應用。外國又不肯借款，是以決戰亦無把握。今唐紹儀請召集國會公決，如議定君主立憲政體，固屬甚善；倘議定共和政體，必應優待皇室。如開戰，戰敗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關系皇室安危，仍請召見近支王公再為商議，候旨。”

紹英時任署度支部大臣，長期位居清廷核心的他親身經歷了晚清的動蕩，并記述在日記中。《紹英日記》由紹英的兒子馬士良保存研究，今通過紹英之孫馬延玉修復并轉予國家圖書館，在“東方的覺醒—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館藏珍貴歷史文獻展”中首次展出。

在《袁氏當國》一書中，作者唐德剛把袁世凱的政治方略解讀為三步，即養敵、逼宮和攤牌，“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養，不可剿，剿則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氣數已盡，是扶不起的阿斗；縱是可扶，他也無扶清滅孫的興趣和義務，而且不論做皇帝還是做總統，都少不了他一份。”

對于隆裕太后，袁世凱首要一步就是以軍費無著為借口，上來便把太后的私房錢，逼掉一百萬兩，等到太后以為內帑花光，自覺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憐于宰相之時，袁世凱又可以告訴她，兵兇戰危，勝敗難卜，太后如贊成共和，將來的民國政府會優待皇室，“優待費”可多至一年四百萬兩，足可安度晚年。

而清朝宗室方面，主和派、主戰派則爭論不休、斗爭激烈，慶親王奕劻力保袁世凱出山，是主和派。載洵、載濤屬于不發言者。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蒙古王那彥圖、滿族中之升允、鐵良、良弼等人則屬于主戰派。對于當時袁世凱停戰言和，主戰一派非常不滿。在馬士良早年手抄收錄的《恭親王溥偉日記》中，記錄了1912年1月15日，恭親王溥偉在內閣會議上與袁世凱派去的趙秉鈞、梁士詒進行的激辯：

內閣會議，余力疾至內閣，醇、慶諸王及蒙古王公均到。袁世凱以疾辭，遣趙秉鈞、梁士詒為代表。最可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鐘之久，惟彼此閑話，不提及國事。余不能耐，遽詰梁、趙曰：“總理大臣邀余等會議，究議何事？請宣言之。”

趙秉鈞曰：“革命黨勢甚強，各省響應，北方軍不足恃。袁總理欲設臨時政府于天津，與彼開議，或和或戰，再定辦法。”

余曰：“朝廷以慰庭（袁世凱字）為欽差大臣，復命為總理大臣者，以其能討賊平亂耳。今朝廷在此，復設一臨時政府于天津，豈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漢陽已復，正宜乘勝再痛剿，乃罷戰議和，此何理耶？”

梁士詒曰：“漢陽雖勝，奈各省響應。北方無餉無械，孤危已甚。設政府于天津者，懼驚皇上也。”

余曰：“以前發捻之亂，擾及畿輔，用兵幾二十年，亦未有議和之舉、別設政府之謀。今革命黨之勢，遠不及發捻，何乃輒議如此？若用兵籌餉之事，為諸臣應盡之責，當勉為其難。若遇賊即和，人盡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庭耶？”梁、趙語塞。

面對氣勢洶洶的主戰派，袁世凱自有手段。當時袁世凱以軍餉缺乏為由，說動隆裕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毀家紓難”。清廷無奈，只好下諭：“著宗人府傳知各王公等，將存放私有財產，盡力購置國債。”以號召皇族全力購買國債，支援軍用。可紓難雖人人之所欲，毀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實際上在京城內，皇族沒有幾個人響應。經袁世凱這一倡導，滿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輕言對革命黨作戰了。

此時的清廷早已奄奄一息，而待到孫中山做出清帝退位后辭職的承諾后，袁世凱才決定把清廷推翻。1月16日，袁世凱內閣全體成員聯名上“合詞密奏”，袁世凱親自出馬說服隆裕太后，請求清帝退位。1月17日，隆裕太后在養心殿召集王公大臣，舉行第一次御前會議，商議清帝退位的事情。此時的隆裕太后搖擺不定，盡顯軟弱，《恭親王溥偉日記》記錄下了當天太后同王公大臣們的對話：

太后問曰：“你們看是君主好？還是共和好？”

皆對曰：“臣等皆力主君主，無主張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斷堅持，勿為所惑。”

太后諭：“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槍炮，沒軍餉，萬不能打仗。我說，可否求外國人幫助？他說，等同外國人說說看。過兩天，奕劻說，外國人再三不肯，經奴才盡力說，他們始謂革命黨本是好百姓，因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們幫忙，必使攝政王退位。你們問載灃是否這樣說？”

醇王對曰：“是。”

臣偉對曰：“既是奕劻這樣說，現在載灃已然退政，外國何以仍不幫忙？顯系奕劻欺罔。”

那彥圖奏曰：“既是太后知他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

臣偉奏曰：“亂黨實不足懼，昨日馮國璋對載澤說，求發餉三月，他情愿破賊。”

太后問載澤：“有這事否？”

載澤對曰：“是有。馮國璋已然打有勝仗，軍氣頗壯。求發餉，派他去打仗。”

太后諭：“現在內帑已竭，前次所發之三萬現金，是皇帝內庫的。我真沒有。”

臣偉碰頭奏曰：“庫款空虛，焉敢迫求。惟軍餉緊要，餉足則兵氣堅，否則氣餒兵潰，貽患甚大。從前日俄之戰，日本帝后解簪飾以賞軍，現在人心浮動，必須振作。既是馮國璋肯報效出力，請太后將宮中金銀器皿賞出幾件，暫充兵費，雖不足數，然而軍人感激，必能效死。如獲勝仗，則人心大定，恩以御眾，勝則主威，請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親王所說甚是，求太后圣斷立行。”

太后諭：“勝了固然好，要是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嗎？”

1月26日，反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遜位的激進派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北京的王公大臣為之大震，紛紛逃亡，隆裕太后懇求袁世凱保其母子性命。就在當天，段祺瑞等清將領50人聯名通電，請清帝退位。電文意思明確，那就是清帝退位，設立共和制的政體，并由袁世凱組織新政府。此時，受到重重打擊的隆裕太后已經徹底地放棄希望，不再等召集國會，決定先自讓政權。

2月12日，宣統皇帝溥儀退位，清朝至此正式結束。隨后，孫中山遵誓解職，參議院改選袁世凱繼任。此時，袁世凱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一書中這樣表達，袁世凱發起的“不流血的宮廷政變未可厚非”，以和平的方式逼退清帝總比“火光四起，尸橫街巷”要好。但是，與千萬仁人志士前仆后繼的民族使命相比，袁世凱所爭的重點更多是個人的權位和榮譽。

在馬士良1981年發表的《清廷退位前后》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反映的是袁世凱在逼帝退位后立刻“翻臉”，而隆裕太后則恍然大悟卻又萬般無奈。當時，袁世凱派張謇擬定好遜位詔，并催促清廷加蓋玉璽。次日早朝，袁世凱向隆裕太后秉告民國對皇室優待費，每年四百萬兩，并哭著說：“請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書，將來還有還政之一日。” 出殿時，聲猶哽咽。隆裕太后回宮后對近侍說：“袁世凱真是忠臣。”第二天早晨，太后冠服整肅等待早朝，可到10點鐘還不見軍機王大臣上朝，于是隆裕太后傳奏事處上來回話，她萬萬沒想到得到的回答竟是：“袁世凱昨日臨行時言語，從此不來矣。” 太后聽后，目瞪口呆，半天才緩過神來，說道：“難道大清國我把它斷送耶？”（來源：《中國文化報》 作者：屈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