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我國古代歷史，總離不開三皇五帝，這個時代所謂的“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堯、虞舜相繼禪讓，歷來為儒家學者世世所稱頌。最早記有“禪讓”其事的是被儒家列為十三經之一的《尚書》。其中《堯典》說的是“堯舜禪讓”，《大禹謨》則有“舜禹禪讓”的記載。除《尚書》之外，提到“堯舜禪讓”的還有《論語》和《孟子》等。但對《論語》中關于堯讓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數學者認為并非孔子所說，而是后人把散簡附在書后所致。孟子對“禪讓”這件事，態度比較曖昧，說法也很巧妙。

當萬章問他：“堯以天下與舜，有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又問：“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說：“天與之。”他接著說道：“天子能薦人于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昔者，堯薦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關于舜禪位于禹，他也有類似的說法。

孟子說的“天”，可以理解為諸侯、人民，其實，也可理解為天子，因為自古以來，天子總是被看作“天”的代表，這樣株圜的說法，好像把隙縫彌補了。《史記》的《五帝本紀》和《夏本紀》就是綜合《尚書》、《論語》、《孟子》所說而撰述的。

對于“禪讓”之說，早在戰國時期就有人提出了懷疑。最早提出疑問的是荀子：“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荀子。正論》)戰國末的韓非，不但不承認有“禪讓”這回事，反而說舜和禹之所以能繼承帝位，是“臣弒君”的結果，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韓非子。說疑》)。這并非韓非一個人的驚人之筆，唐代的劉知幾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瑣語》說：“舜放堯于平陽”，又說舜是給禹趕到蒼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記正義》作者司馬貞，引《竹書紀年》說：“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竹書紀年》等書成于戰國，西晉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亂不傳，今本系宋以后人偽托，已非劉知幾、司馬貞所見本，其所記未必會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同時，還有人認為《堯典》成于戰國，《大禹謨》系晉人偽作。真是這樣的話，那《尚書》中關于堯舜禪讓的記載從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學者認為：“堯舜禪讓”說是戰國初墨家的創造。如果《堯典》和《論語》所說不足為信，那么《墨子》則是最早有“禪讓”記載的書了。《墨子》中《尚賢》、《尚同》兩篇主張賢人執政，不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選天下賢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賢》)把本是黃帝九世孫、有虞氏諸侯的舜，說成是會燒窯、捕魚的農夫，以此來申述他“尚賢”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層社會，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

民參與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說過“堯舜禪讓”。“舜禹禪讓”說又從何而來呢？近代學者認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內也贊成“舉賢”。于是，盂子接過墨家的“堯舜禪讓”說，添加出“舜禹禪讓”的故事。同樣，也把原是百里諸侯的禹說成是匹夫出身。戰國以后，墨家衰落，“禪讓”說才被儒家所專有。這種看法，又一次從根本上否定有過“禪讓”。

傳了兩千多年的“禪讓”說，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難令人信眼。于是，又有學者結合社會發展史加以考證，認為這是一種部落選舉的方式。如我國史有記載的烏桓民族，在漢代時，數干部落成為一部，推選“勇健能理決斗訟相侵犯者”為大人，大人有所召喚，部眾莫敢違犯。實際上這“大人”就是我們所說的帝王。其他如鮮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論，漢民族的上古時期也不會例外。只不過這種尋常的推選，被后人粉飾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禪讓”罷了。“禪讓”一制，眾說紛紜。要解開這個謎，看來還得有更充分的論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