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于1904年發表了短篇小說《新年夢》，里面陳述了自己的理想國幻想。他說，國內鐵路四通八達，語言也被統一，易記的拼音文字逐漸普及。最后，蔡元培也沒忘記說：“更要排馭空氣，到星球上去殖民，這才是地球上人類競爭心的歸宿！”

有熱氣球的風景

讓我們聽聽清朝已有過飛翔體驗的中國人，他們的親身經歷吧。

走了四點鐘，已把那氣輪停住，漸漸落下，離地十余里，那球便穩住在空中，仿佛輪船停在碼頭一樣，推窗四望，那眼界果真來得闊大。紐約的都市好比是畫圖一幅，中間四五十處樓房，紅紅綠綠的，好比那地上的蟻穴、樹上的蜂巢；那縱橫的鐵路，好比那手掌上的螺紋。兩人便臨窗飲酒，談些紐約的風俗。用過午餐才把氣球漸漸落下……

就像歐洲過去的美好時代是由許多飛翔機械點綴裝飾成的一樣，在稍后的中國，以熱氣球為首的夢之機械，亦給人們帶來了無比興奮的感受。“仿佛輪船停在碼頭一樣”，“好比是畫圖一幅”，“好比那地上的蟻穴、樹上的蜂巢”“好比那手掌上的螺紋”——這些形容在如今聽來或許有點兒過時，但這是中國的飛翔者們為了把他們初次的飛翔體驗以視覺興奮傳達給地上的人們所作出的努力。而要體會這種視覺上的全新感受，必須先回到原有的視覺中去。

此處引用的文章，其實是小說《月球殖民地小說》中的一節。完成于清朝末年（1904年）的《月球殖民地小說》既是“冒險小說”，又是“科學小說”，也是“傳奇小說”。如果真要給這部小說的題名加個注解，也許稱“氣球小說”會比較合適。“氣球”——原文里是這么寫的。但是讀過小說后，會知道這個“氣球”指的是設有醫務室、實驗室、工作室、餐廳、天文觀測室和武器庫的巨型空中軍艦。一般來說，那時飛翔機械的名稱，如“飛船”指的是飛行船，“飛車”指的是飛機，而“氣球”指的是熱氣球。不過，這些名稱未必有嚴格的定義。作者寫的雖然是“氣球”，但心中假想的說不定是儒勒·凡爾納筆下的那種飛空戰艦吧！《月球殖民地小說》連載于以插圖作為賣點的《繡像小說》，而在這部小說的插圖中，“氣球”也還是被畫成了熱氣球的樣子。

清末的畫報上，可以找到幾篇介紹歐洲發明的飛翔機械的報道。不管是熱氣球還是飛船和飛機，都沒有實體的照片或插圖可供參考，只能憑借文字提供的信息來描繪。最后的結果，就是中國畫師們任意發揮想象力畫出的奇妙飛翔機械，呈現在了我們眼前。

受到文化沖擊的男子

這部《月球殖民地小說》描述了俠義之人李安武，與他的日本友人藤田玉太郎，為了幫助龍孟華尋找他生離的妻兒，一起搭上玉太郎所擁有的空中軍艦在地球周邊到處飛翔的冒險故事。令人驚奇的是，度過重重危機、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兒子龍必大，原來靠著月球人的幫助，在月球的世界留學。最后，載著必大的數艘宇宙船降落到地球上，龍氏父子感人地重逢了……

此時藤田玉太郎的反應尤其值得注意。玉太郎從自己的飛船上看見月球人巨大、精巧且閃閃發光的宇宙飛船，對其科學能力感到驚異并贊嘆不已。他抱著胳膊，心想：

單照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這般田地，倘若過了幾年，到我們地球上開起殖民的地方，只怕這紅、黃、黑、白、棕的五大種人，另要遭一番大劫了。月球尚且這樣，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處都有人物，到處都有強似我們千倍萬倍，甚至無窮倍的文明種類，漸漸地又和我們交通，這便怎處？

藤田玉太郎這位值得大書特書的日本人，或許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對“太陽系規模的政治學”感到苦惱的人物。

受此“行星間的文化沖擊”之后，玉太郎突然變得跟過去大不一樣，整天把自己關在實驗室里，埋首于研究。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沒錯，玉太郎想要制造出在宇宙空間也能自由飛行的新式飛翔機械！

燃燒你的夢想吧！工程師

1910年10月，雜志《小說月報》卷首上刊登了一幅飛船的插圖。那是一艘飄浮在某湖泊上空的飛翔機械。請看！其巨大氣囊的側面，刻著“CHINA”五個英文字母，還有清朝國旗“黃龍旗”在飄揚。分別朝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運轉的螺旋槳，說明了此飛船已不是熱氣球那種不能自己決定去向的飛翔機械。

自1783年蒙哥費爾兄弟發明的熱氣球完成了人類初次飛行以來，對于想跟鳥兒一樣自由飛翔的人們來說，“如何控制飛翔機械的行進方向”，是他們最關心的事情。到了19世紀末，這個問題被歐洲人大致解決了。《小說月報》上的這幅插圖，就是在描繪海外的年輕中國科學家謝纘泰所構想的新型飛船想象圖。那是叫作“CHINA”（中國號）的飛翔機械。見到此圖的中國幻想家們，會感受到什么呢？

在夢想飛翔的幻想家之中，還有洪炳文（1848—1918）這樣的人物。洪炳文曾在清末的文藝雜志上發表多篇戲劇作品，因此，阿英（1900—1977）的《晚清小說史》里，也出現了他的筆名“祈黃樓主”。另一方面，他還寫有十多種與科學技術相關的著作。這些著作的內容涉及科學的各個層面，尤其是這本《空中飛行原理》，作為中國最早的航空力學著作而廣為人知。

在中國，自1900年以來（清朝最后的十年間），儒勒·凡爾納的作品接二連三地被介紹進來，例如魯迅翻譯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梁啟超翻譯的《十五小豪杰》，包天笑翻譯的《鐵世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翻譯的《環游月球》，等等。不過，對于儒勒·凡爾納小說里所出現“乘著炮彈飛向月球”的方法，這位洪炳文刻意挑剔其缺失——應該說洪炳文是在以科學的眼光批判它。洪的看法是這樣的：“小說中有《環游月球》一種，已風行海內，不知人身在炮彈中豈不悶殺？在炮中發出豈不熱殺？飛行空中豈不震殺？”

儒勒·凡爾納的作品能夠被帶到中國來，對這樣熱心的讀者來說是幸福的。以前的人真是了不起。為何這么說呢？因為洪炳文不是在嚴謹的論文里，而是在戲劇里描述著未來飛行術的設計圖。他自己就寫有《電球游》《月球游》之類的“科幻戲劇”。雖然實際的圖樣如今沒辦法看到，但《電球游》里曾出現過“電球”這一未來的交通工具。“電球”，就是一種和電纜相連、靠著電氣力量前進或后退的電力熱氣球。

《月球游》一書，則展現出宇宙飛行術的構想。作者說：“世界將來必產一種能出入氧氣之物，人類不需此氣而能生存，如水陸兩棲物類。又能制多貯氧氣之氣球，為在飛行時機中人呼吸之輔助。”

《電球游》和《月球游》都是1910年前后的作品。然而，早在1891年的著作中，洪炳文就已這么說：“氣球升空必有新法，能行欲至之方向。電氣迅速，顯其能力，可代用汽之舟車。行星之上有人物，或能往來。”

這里所介紹的兩位中國人和一位日本人，是夢想制造出飛翔于天空的機械飛龍的大清帝國工程師。

中國人飛得起來嗎？

場景是18世紀末的大清帝國。作為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在位時間1760—1820）特命全權大使而被派往這個東方王國的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準備了各式各樣討中國人歡喜的實驗設備當作禮物。熱氣球的飄浮實驗也是他精心排定的精彩節目之一。然而，宮廷的官員們對這些東西卻表現得漠不關心。馬戛爾尼從清朝政府對待進步科學的這種態度，聯想到政府對待民眾叛亂的態度。他的期待幻滅了，他甚至得出一個結論——各地隨時爆發的叛亂是這個國家內部所生高熱病癥的明顯征兆，并且作出清朝可能會在自己有生之年土崩瓦解的預測。

這個東方帝國在馬戛爾尼死后還延續了一段時間。但是，當這個帝國比別人晚一百年才開始注意到飛翔機械的時候，也已經瀕臨死境了。

盡管如此，在中國人心里，真的有想要飛起來的愿望嗎？用奧托·弗雷德里希·波爾諾（Otto Friedrich Bollnow，1903—1991）的話來說，垂直方向是指土壤空間與大氣空間這種不可能進入的半空間。的確，這兩個空間，在幻想故事中常被選為旅行的目的地。但就中國人的情況來說，他們不像波爾諾那么深入，也不像歐洲許多宇宙小說的作者那樣，認真地編撰著關于飛翔方法的謊言。

巴別塔和萬里長城所指示的，正是人們渴望探索的方向。在中國，有漢代的張騫完成出使西域壯舉的傳說。張騫乘著木筏，花了很長時間溯黃河而上，最終抵達了黃河源頭的昆侖山，也就是眾神所在之地。相對于想借著巴別塔直通天際以接近神的西方人，中國人則是用近乎水平的和緩傾斜角度，一步一步、很有耐心地來靠近神明。

其實，用不著拿伽利略和牛頓的相關傳說作為佐證，歐洲的物理學，本來就著重于“落下”現象的研究。但在中國的科學里，“落下”的研究并不發達。“落下”，無非是伴隨“飛翔”而來的唯一最令人感到恐懼的事情。人類不能飛翔，或說很難飛得起來，是因為重量，也就是飛翔者自己的體重造成了飛翔上的障礙。其中最關鍵的說法，是在開普勒的科幻小說《夢》里，那位護送人類到月球的精靈所說的：“護送人類是個大工程，可要冒著生命的危險。但是，如果挑選上路的伙伴，那么頹靡的人、胖子還有懦弱的家伙，絕對是要排除在外的。”

歐洲的飛翔者們，是多么怨恨自己的體重和地球的引力啊！這種宛若徹夜難眠般的精神上的痛苦，在西拉諾·德·貝爾熱拉克（Savinien de 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的宇宙旅行故事《月球和太陽諸國的滑稽故事》里化成了“人是個笨重而欠缺想象力的存在”而流露出來。

那么，大清帝國的飛翔者們又是如何呢？他們只是在模仿歐洲人嗎？事實上，正如在畫法上的接受情況一樣，他們對于外來事物的態度是極為慎重的。

飛翔者們的大愛

清末中國的幻想家們，沒有忘記要在他們理想國的設計圖上加入飛空的機械。根據康有為在《大同書》里的說法，將來等到在地上移動的家“行室”，和在空中飛行的家“飛室”普及之后，固定于一處的住家就會消失。其目的是要使人們盡情享受美景。康有為對大同世界的愛，不只施于地球上的生物，更遍及全宇宙的生物。他這樣說道：“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諸星之生物耶，莽不與接，杳冥為期。吾與仁之，遠無所施。”

在最終的理想世界里，出現了乘著光、乘著電氣，或是操縱著空氣離開地球而飛往其他星球的人。完全進化的未來人類的風景在康有為眼中，正是自由往來于宇宙空間中的飛翔者的身影。

作為《妖怪學講義》的譯介者，蔡元培于1904年發表了短篇小說《新年夢》，里面陳述了自己的理想國幻想。他說，新世界的人們沒有姓名，而以編號稱呼。國內鐵路四通八達，語言也被統一，易記的拼音文字逐漸普及。國家的名稱被廢除，人類彼此不再爭斗，改以自然為對手，用科學方法使得天候聽從人類指揮。最后，蔡元培也沒忘記說：“更要排馭空氣，到星球上去殖民，這才是地球上人類競爭心的歸宿！”

然而，這是小說里九十多歲的主角“一民先生”在元旦那天所做的夢。忽然，鐘聲響了起來。“恭喜！恭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這位一民先生，就在半睡半醒間喃喃自語著。

是要維持帝國的存續，還是要進行革命，早已不是問題。不分黨派而只相信“世界必須改變”的人們，在“飛翔”這個結尾的議題上，倒是取得了奇妙的一致。

對中國各項傳統進行分析研究的清末人，也不得不甩脫過去那種不重視垂直方向的傳統。因此，飛翔行為對他們來說，絕不只是在模仿、因襲那些不斷編造出的飛翔與墜落的故事——那些歐洲人以飛翔機械來乘載的新科學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