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鈔版作為中國最早紙幣的印板，當然也是世界最早紙幣的印板，有人將其看作中國貨幣文化寶庫中的鎮(zhèn)國之寶。但是由于版面圖案文字與宋代有關記載不符，學者們猜不出它到底是宋代的何種紙幣。更令人疑惑的是，現(xiàn)只存拓片，而實物已不知去向。那么它果真是宋代紙幣的印板嗎？

宋代出現(xiàn)了紙幣，它不僅是中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人們往往頗感自豪，以為宋代的商品經(jīng)濟和相關文化已經(jīng)發(fā)展到如何的高度。其實不必太過于沾沾自喜，因為宋代的紙幣發(fā)行實在處于一種相當混亂的低級階段，不但種類繁多，有交子(官交子、私交子)、錢引、會子、關子、小鈔、關外銀會子等，而且各地有別，如分四川交子、陜西交子、四川錢引、陜西錢引、淮南交子、湖北會子、四川會子等，讓人眼花繚亂，難以理清。發(fā)行時，雖說有“界”，有限額，然而一旦國事需要，官府便會濫印而導致市價大跌，國家常以這種令錢幣大幅度貶值的手段對人民進行瘋狂掠奪。

有關中國貨幣史的著作，大都會存有一張宋代紙幣印板的拓片照片，此印板俗稱鈔版，或被看作中國貨幣文化寶庫中的鎮(zhèn)國之寶。鈔版拓片呈長方形，長約十七厘米，寬約十厘米。上半部頂端是兩排圓形的錢幣圖形，每排五枚，一共十枚。下面豎立七行文字：“除四川外，許于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并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下半部為木屋人物圖畫，好像在一個倉庫中，有三個人在搬運一大袋一大袋的貨物。鈔版無紙幣的名稱，且只有一個版面，不知是否還應有另一版面？所以它在宋代究竟屬于哪種紙幣的印板？長期以來，中外歷史學家、錢幣學家，尤其是貨幣史學家都一直在試圖尋找正確的答案。

宋代鈔版約出現(xiàn)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可能很快流入日本。1937年，日本人奧平昌宏在《東亞錢志》上撰文，認為鈔版是南宋的“會子”。1942年，中國錢幣學家王蔭嘉在《泉幣》第九期上發(fā)表文章，認為鈔版是北宋的“交子”。然而“交子”主要在四川行使，而此鈔版上卻有“除四川外”的文字。可見一般不應是四川交子。不過學者們大都開始認定它應是北宋時的紙幣。1950年代，彭信威《中國貨幣史》認為它是“官交子或錢引”。1960年代再版時，又改為“錢引”，“可能是崇觀年間四川以外各路所行的錢引”。到1980年代，千家駒、郭彥崗的《中國貨幣發(fā)展簡史和表解》把它稱為“北宋的官交子或錢引”。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認為是“北宋的錢引”。其實，北宋末的錢引主要是替代四川交子的新紙幣，雖然發(fā)行范圍有所擴展，但四川依然為其行使地區(qū)。

1983年，劉成仁《略論兩宋商業(yè)的高漲繁榮》和葉世昌《錢引乎？小鈔乎？》兩文，分別提出此鈔版應是北宋崇寧五年(1106)朝廷為收回當十錢而發(fā)行的“小鈔”的印板。葉世昌詳盡論證了有關理由：小鈔是北宋末年發(fā)行的四川以外地區(qū)流通的全國性紙幣。所謂“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按宋代以七十七文為百的省陌制度，這是一張面值一貫的小鈔。發(fā)行小鈔是官府臨時性的措施，沒有正式的紙幣名稱，所以印版上沒有名稱。文章引舉了宋人《浮沚集》、《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諸史籍的有關史料加以論證，似乎頗有說服力，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吳籌中、吳中亞《兩宋鈔版新探》也認為是北宋小鈔，指出朝廷發(fā)行小鈔收回銅錢，而四川不用銅錢，所以有“除四川外”字樣。并對鈔版的名稱、面值、圖案、文字等作了辨析，認定是真品，是中國貨幣文化寶庫中的明珠。

南宋后期人謝采伯《密齋筆記》載：“崇寧五年敕節(jié)文：小鈔，知通監(jiān)造，書押、印造、樣號、年限、條禁，并依川錢(引)法……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略同：上段印‘準偽造鈔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泉山;下段平寫‘一貫省文’，守倅姓押子(字)……而大觀小鈔民以為便者，造之有限而換之有信也。”這段史料記載的小鈔版面與上述鈔版文字圖案完全不同。問題是這“大觀二年第一料”是首次發(fā)行小鈔，還是此前崇寧五年已發(fā)行了一界？如果有二界小鈔，那么其文字圖式是否一樣？這些問題，沒有史籍資料可以做出滿意的解說。不過我們以為，即使承認有二界小鈔，只相隔二年所發(fā)行的同一種紙幣，其版面文字圖案不應差別如此之大。

次年，喬曉金、衛(wèi)月望撰文《宋代鈔幣“官交子”、“會子”質疑》認為，北宋版鈔應與私交子或私錢引接近。而不應是官府發(fā)行的官交子或官錢引。因為它缺少封建官府典章文物的嚴肅性，絲毫沒有官造文書的氣息，更不是小鈔。并指出北宋版鈔發(fā)表時，未談出土地點與流傳經(jīng)過，皆屬來歷不明之物。所以它是否為真品，是值得討論的。質疑發(fā)表后，引起美國、加拿大，以及臺灣等地學者的響應，紛紛對其真實性提出懷疑。其中，懷疑它是私交子的說法也是基本不能成立的，私交子主要流行于四川地區(qū)，且鈔版上“許于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之語，也應是官府的口吻，私交子不可能有這樣的權能。

不過，對這塊鈔版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確是很有道理的。此鈔版今已失蹤不見，或說其流往日本，或說其不知去向。那么，制造這塊鈔版的材料是否為宋代之物？這塊鈔版到底是如何流傳下來的？這塊鈔版如今又在哪里？這些問題難以解決，又何談其他呢？

汪圣鐸《兩宋貨幣史》指出：此印板肯定不是四川交子或錢引的印板，因為拓片文字標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紙幣印板，它只能是四川以外的錢引或小鈔的印板。但疑點重重：一、來歷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是怎樣流傳下來的不見記載。二、它的圖形文字過于粗糙，文字歪歪扭扭，特別是將它與同時期的印刷品比較，更感到它不像官方紙幣印板。三、拓片文字也有可疑之處，如“公私從便主管”、“流轉行使”這樣的話，不但不通，也似不見于同時期的其他文獻。四、無法見到原物，無法考察其質地、外觀等。所以，盡管比較而言，講它是小鈔印板更近于合理，但是要證明這一點，還缺乏有力的證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