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時代的武絕技

如果將傳統比做根，那么傳統射箭這個根在中國不僅歷史古老，而且根系龐大、旁支眾多，其入地之深和覆蓋之廣，遠非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所能及。

“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在中國古代，射藝作為一門地位崇高的武藝，和劍術、拳法一起，共同構成了中華武技的精華。即使在今天，下面這些神射手的名字仍令人過目不忘，充滿英雄般的傳奇色彩：論力量，有還在未冠時就能“挽弓三百斤”的岳飛；論距離，有一箭射出深入石叢中的漢代飛將軍李廣；論精準，更有春秋時“百步穿楊”的楚人養由基，以及通過學射柳葉和門前吊虱而名揚天下的神射手紀昌。

歷史上，漢時的匈奴、南北朝時的鮮卑，宋元時的蒙古以及清朝的女真后裔，無一不以騎射為立族之本。其中將射藝運用得最淋漓盡致、令全世界嘆服的要算蒙古人。成吉思汗就曾規定，每個兵士必須攜帶下列武器：弓二至三張(其中至少有一張好弓)，三個裝滿箭的大箭筒。一個訓練有素的騎射手每分鐘可以射出十支箭。蒙古騎兵西征時，遇到歐洲重甲騎兵集團沖鋒，先是在遠距離用強弓射殺，以盡可能殺傷敵人和破壞陣形。等距離靠近再換用飛行速度更快的箭射殺敵人。然后依靠自己快速的行動再次拉開和對方的距離，接著又是新一輪的箭雨。如此往復，等到蒙古騎兵揮動馬刀開始沖鋒的時候，歐洲的騎士已經傷亡慘重潰不成軍了。

源于西周的“射禮”被孔孟賦予了更多的哲學內涵，從軍事武技擴展為社會教化手段。射手的著裝要求統一，出場時要有序和禮讓，每個姿態和動作都要合乎“禮”的規范。連現場奏樂也并非為助雅興，而是實現“樂”的境界的提升。 供圖/香港歷史博物館

隨著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農業文明的不斷交融，尤其戰國時趙武靈王首倡“胡服騎射”后，中原的習射之風就不斷被強化。不僅軍中的神射手總能出其不意滅殺敵方主將，大量射手群體更可在同一時間內遠距離大面積地殺傷敵方有生力量。鑒于弓箭在冷兵器中的威力，“控弦之士”的數量和質量成為衡量軍隊戰斗力的一個重要標志，而戰爭隊列也往往是“左騎，右步，中列強弓勁弩”。

軍事上的廣泛應用促進了射箭在民間的盛行。據載，北宋時長城腳下的河北一帶，民間組織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個，參加的人員有三萬多，連大文豪蘇東坡都曾為弓箭社的發展多次向朝廷進言。在國防事業貧弱的宋朝，弓箭社雖產生自保家衛國的需要，卻已具有了今日專業射箭運動員組織的一些基本特征。而政府定期組織的圍獵活動和民間投壺游戲的流行，更反映出“尚射”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在弓、劍和拳三者之中，作為人身體器官的延伸，弓箭走得最遠。但在較量中，其結果卻是滯后的。兵家之祖孫子曾以弓矢之法形容戰爭，在《兵情》一章中他說，“若欲知兵之情，弩矢之法也。矢，卒也；弩，將也；發者，主也。”這句話精妙地點明了弓(弩)、箭和人之間的關系：看得見的較量是在于射出的箭，最初的較量卻發生在拉弓的那一刻，而真正本質的較量卻是在弓后面的那個人，他的眼、手和心。可以說，人的作用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