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辜鴻銘是一位相當奇特的人物。他早年在許多西方國家游歷，西方文化濫熟于胸，后來卻以全盤否定西方文化、極力維護中國傳統綱常著稱。民國都十年了，他頭上還留著辮子，穿著中式大在北大講堂授課，這就使他的“遺老”身份愈加突出了。

以這樣一位有前朝遺老氣的人，寫作《中國人的精神》一書就不奇怪了。此書寫于1915年，其時歐戰正酣。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西方社會的一切社會矛盾暴露無遺。正如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所指出的：連西方人也開始自己批評起自已的文明來。這種情勢，自然給辜鴻銘帶來極大靈感。因此，他寫作此書之用心，就是要用中國的東方文明來“拯救”西方文明。讀《中國人的精神》，我們發現處處是以中西比較的方式，來揭露西方文化的“老底”。如說：“我可以指出，美國人發現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是困難的，因為美國人，一般說來，他們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也無法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因為英國人一般說來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因為德國人特別是受過教育的德國人，一般說來深沉、博大，卻不純樸……”因此，“美國人如果研究中國文明，將變得深沉起來;英國人將變得博大起來;德國人將變得純樸起來。”如此等等。看來，中西比較是謎面，澆作者心中塊壘才是謎底。作者心中的“塊壘”是什么？這就是民國以來，國人競相趨新與追求“西化”之風。作者看不慣此，故將滿腔對世風之不正的氣憤激揚于文字。

由于有這種意識形態作祟，所以作者千方百計要維護中國文化的尊嚴。因此，許多傳統社會的陋習，被作者極力宣染與頌揚。如納妾，作者說：“納妾并不是像通常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不道德的風俗”，“納妾的中國官人或許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擔了他所擁有的婦人維持生計的責任。”而這“倒比那些摩托裝備的歐洲人，從馬路上撿回一個無依無靠的婦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將其重新拋棄在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關于中國傳統道德對于女性生活的束縛，作者的描寫也極其正面：“按照中國人的正統觀念，上戲臺和大庭廣眾面前唱歌，乃至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大廳里去騷首弄唱，都是下流的，極不合適的事情。就其積極方面而言，正是這種幽閑，這種與世隔絕的幽靜之愛，這種對花花世界誘惑的敏感抵制，這種中國婦女性理想中的靦腆羞澀，賦予了真正的中國女人那種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婦女所不具備的――一種芳香，一種比紫蘭香，比無法形容的蘭花香還要淳濃，還要清新愜意的芳香。”總之，在作者眼里，舉凡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切落后、乃至于愚昧的東西都不僅具有正面的價值，而且散發出詩意的光輝。難怪在五四時期，辜鴻銘不僅遭到新思潮人物的猛烈抨擊，而且也被社會與時代所唾棄。

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這樣一位大肆鼓吹中國傳統文明、極力抵毀西方現代文明的人，在西方世界中竟獲得了巨大的反響與成功。不少西方文化名流，都引述他的話并予以極高評價。而西方社會上一般大眾，也有因慕這位先知的大名而欲一睹其顏容，以至于有人寫道：假如你到了中國，可以不去參加故宮，但不能不去見辜鴻銘。辜鴻銘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中國為什么備受冷落，而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名聲如此之大？在我看來，這與他心目中的中國傳統文明在當年中西方人眼中的巨大反差有關：辜鴻銘眼里的“中國人的精神”在處于五四啟蒙精神感召下的國人來說當然是糟粕，但西方人正處于慘烈的戰爭地獄中，發現辜鴻銘所解讀的中國文明正是解救他們出苦海的金石良方。況且，他對西方文明的猛烈掃蕩與顛覆，其氣勢之雄健有如尼采，這就難怪他的文字要在正浸潤于虛無主義浪潮中的西方社會大眾中風靡了。因此說，《中國人的精神》中的關于“中國人的精神”的說法，在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其實都是作為意識形態來傳播的。

也許，辜鴻銘寫作《中國人的精神》，其當初本意就不在于作一種學術上的求真。然而，就在這本充滿意識形態說教的著作中，卻顯示出作者學術功力之深厚與思考問題之深刻的另一種面相來。作者對于中西文化與文明的觀察極其精微與深入;迄今為止，他關于中西文明差異的一些論斷，尚無人能出其右。難怪有人說：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國學界興起的現代新儒家思潮，在思想脈源上或許與辜鴻銘有關。《中國人的精神》出版社：臺灣稻田出版公司，出版時間：1999年圖片由國家圖書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