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里介紹銅雀臺時道：“卻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筑銅雀臺于漳河之上”。此說毫無根據，卻提示了羅貫中在構思三國故事時，也思考過銅雀臺名字的出處問題，只是不得其解，才虛擬出這段情節來。銅雀臺名字的由來，古詩《歌》提供了一條線索：

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一鳴五谷生，再鳴五谷熟。

西漢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在長安西郊上林苑里營造建章宮，雙圓闕是建章宮的一組建筑物。古代王侯的府邸，為了炫耀權勢，在大門的兩側建有成雙的塔樓，稱做“闕”。漢闕的頂上，常常有鳥形的裝飾物。雙圓闕是夾著建章宮北宮門的兩座塔樓，塔樓的頂上，安裝有一對銅鑄的鳳凰，就是古詩《歌》中的銅雀。東漢張衡的《西京賦》形容雙圓闕高高聳立在空中，有如海邊屹起的一對山峰。稍后的古藉給出具體的數字：雙圓闕“高二十五丈”，銅鳳凰“高丈余”。西漢一尺相當於今天公制的23.2厘米，換算下來，闕樓加上銅雀，總高度超過六十米。以當時的技術水平，有無可能性建造這樣高的建筑物，有待建筑學家們的論證。公元26年，赤眉軍撤離長安城時，放火焚燒了城內外的皇家宮苑，建章宮成為一片焦土，雙圓闕被毀。

雙圓闕焚毀后一百八十四年，曹操在鄴城城墻上筑起了以“銅雀”為名的高臺。與雙圓闕不同，銅雀臺上并沒有安裝銅雀。建安文人，包括曹氏父子，在詩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過銅雀臺上有銅雀。西晉左思的《魏都賦》，鋪陳了鄴城的山川、物產、宮苑、市里，在述及三臺時，僅以“三臺列峙以崢嶸”一句話帶過。記載鄴城最為詳細的現存古藉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在介紹三臺時僅說：“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一間”，也沒有說銅雀臺上有銅雀;在述敘后趙君主石虎翻修銅雀臺時，才說“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這已經是公元336年，后趙遷都鄴城以后的事情了。后世許多著作引用《水經注》的這一段文字時，不細分三國時期的銅雀臺和十六國時期的銅雀臺，使讀者形成銅雀臺上始終都有銅雀的錯覺。曹操沒有在銅雀臺上安裝銅雀，很可能是受到禮法制度的約束。漢人衣帽、車乘的式樣、顏色和附加裝飾物都要求與使用者的身份相稱，在《后漢書》輿服志里有詳盡的記述。對建筑物也有類似的規定，有《后漢書》皇甫嵩傳為證：“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逾制，乃奏沒入之”，有關的條文則已經失傳。當時曹操官居丞相，封爵是武平侯，還沒有進位到魏王，也許還沒有資格在建筑物頂部用鳳凰當裝飾物。

所以這名字應該是曹操起的。

在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孔明用智激周瑜時，篡改了曹植的《銅雀臺賦》，將“連二橋于東西兮，若長空之蝃蝀。”改成了“攬二喬于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眾所周知，二喬，即大喬、小喬，分別是孫策、周瑜的妻子。孔明為了促使周瑜聯合起來抗擊曹操，特用激將法來激怒周瑜，使周瑜聽孔明背誦完修改版《銅雀臺賦》后，果然馬上被激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并當即表示：“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于是，孔明的激將法湊效了。

當然，羅貫中的這段記載，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早在唐代，著名詩人杜牧在《赤壁》中就有這樣的詩句“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見，我們完全可以推測，羅貫中在描寫這一段時，多少受了這句詩的啟發吧。在新版的《三國》中也證實了這一點，新版《三國》曹植在做此賦之前周瑜就已經死了，高希希導演把握的很準確，所以更加證實了孔明篡改《銅雀臺賦》只是推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