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問責制度是為了減少和杜絕冤假錯案的發(fā)生。古代如何防范審判出錯？判罰不公者與犯人同罪在追責制度外，先秦時還有一套糾察制度，為受害方提供申訴渠道。古代為何會出現(xiàn)刑訊逼供？30天不破案要被“笞二十”。

古代如何防范審判出錯？判罰不公者與犯人同罪

案子都是由人來查、人來審的，客觀上很難保證一點不錯，如果有人營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國古人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尚書·周書·呂刑》中就曾提到過刑法審判中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勢、挾私報復、暗中做手腳(一說聽信女人枕邊風)、索受賄賂、謁請說情，即所謂“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nèi)、惟貨、惟來”。如果法官行為在這五方面有失檢點，造成判罰不公，“其罪惟均”，意思是其罪過與犯人相同。可見，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即開始防范審判不公和司法腐敗。

就追責來說，先秦時期的懲處力度相當大。為了防止官官相護，還出臺了舉報獎勵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動檢舉揭發(fā)枉法官員，不只可免予處分，還能頂替枉法官員職位，享受相應物質(zhì)待遇。

因為有一系列嚴格的追責制度，先秦時代司法人員大都能嚴于律己，依法辦事，捍衛(wèi)法律尊嚴。有的人甚至因辦錯案子而自責，自殺償命。在現(xiàn)代司法界也評價甚高的春秋時期的李離，是相當于晉國最高法院院長的獄官，《史記·循吏列傳》記載，因為誤聽誤信，錯殺了人，李離十分自責，自己拘禁了自己，給自己判了死刑，雖然當時的國君晉文公重耳都替他解脫，李離仍拒絕赦免，伏劍自殺。

在追責制度外，先秦時還有一套糾察制度，為受害方提供申訴渠道。《周禮·秋官》中記載過，有一個職位叫“禁殺戮”，這是周代“掌司斬殺戮”的國家高級公務員，專門負責糾察官民擅自動用斬殺刑罰的行為，對故意不受理案件或者阻撓他人投訴的法官，即“攘獄者”、“遏訟者”，一經(jīng)查出，呈報后即嚴懲，“以告而誅之”。

古代為何會出現(xiàn)刑訊逼供？30天不破案要被“笞二十”

最容易造成冤假錯案的，除了法官業(yè)務水平低、責任心不強、貪欲私心重外，還與相應的刑偵制度有關(guān)。

對于案件偵破、嫌犯捕獲，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據(jù)《唐律疏議·盜賊》“部內(nèi)人為盜及容止盜”條記載：唐代對盜竊、殺人犯等，要求事發(fā)后30天內(nèi)必須抓獲歸案。如果在30天規(guī)定期限內(nèi)抓不到，破不了案，事發(fā)轄區(qū)內(nèi)相當于今公安局長或刑警大隊長的責任人要被治罪。

這一嚴格的破案規(guī)定，為以后各個朝代所繼承。如《大明律·刑律·捕亡》“盜賊捕限”條規(guī)定，“一月不獲強盜者，笞二十；兩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同時，主管官員要被扣工資，“罰俸錢兩月”。

在這個破案規(guī)定之下，很難排除為在規(guī)定期限交差而錯抓人、抓錯人的可能。如何讓被抓者“認罪”，不可避免會使用“刑訊逼供”這類手段取證，不然被錯抓的人絕不可能認罪，過去民間俗稱此為“屈打成招”。

刑訊逼供，是古代對付“大膽刁民”和歹徒、慣犯的一種手段，在現(xiàn)代司法制度下屬于非法取證行為，但在古代中國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合法的”，系一種例行程序。

刑訊在先秦時期已經(jīng)存在，到秦漢時期，則成為普遍選擇，隨后的南朝，在這方面又玩出新花樣。《隋書·刑法志》記載，南朝梁武帝時，有一種為官方認可的刑訊手段，將在押人員大餓3天之后再審，反復餓，稱為“測罰”；南朝陳則有“測立”，將在押人員拷打后，逼其站到一個約一尺高、僅能容雙腳站立的土垛上，每次站“七刻”，約100分鐘，循環(huán)進行。

在隋唐以后，開始以法律形式規(guī)范刑訊逼供行為，但在事實上，哪個朝代都少不了刑訊逼供。

如宋代，所使用的招數(shù)，僅從名字上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記載，有“掉柴”、“夾幫”、“腦箍”、“超棍”等多種酷刑，其中“腦箍”法，系用繩纏緊犯人的頭，再加釘木楔，犯人頭痛欲裂。

古代如何限制非法取證？老人、孕婦一律禁止刑訊

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沒有幾個人能不“老實交代”的。正如《漢書·路溫舒?zhèn)鳌分杏涊d的西漢時著名“法官”路溫舒所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意思是，嚴刑拷打之下，什么樣的口供得不到？所以不少犯人只得就范，編造供詞。

東漢永初年間(公元107—113年)，曾出現(xiàn)了不少冤案。《后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記載，當時臨朝的鄧太后，親自到洛陽寺審案。當時，有的囚徒根本沒殺人，因遭刑訊逼供只得認罪。鄧太后仔細審核，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辦案的洛陽縣令被逮捕并下獄抵罪。

在古代，因為刑訊手段過于嚴酷，有時連皇帝都看不下去。《魏書·刑罰志》記載，北魏拓跋宏(孝文帝)當皇帝時，有的官員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訊逼供取證手段，給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塊大石頭，安排身強體壯的獄卒輪番拷打。孝文帝“聞而傷之”，當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證卻不肯招供者，不準再給犯人戴大型枷鎖。所以，考慮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訊合法、允許逼供的朝代，法律對刑訊行為也是有嚴格限制的。

為了防止非法取證，各代的用刑標準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規(guī)定，“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對特殊對象，唐代還有規(guī)定，70歲以上的老人、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殘疾人、孕婦，一律禁止刑訊。

《唐律疏議·斷獄》“拷?jīng)Q孕婦”規(guī)定，“諸婦人懷孕，犯罪應拷及決杖笞，若未產(chǎn)而拷、決者杖一百，傷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產(chǎn)后未滿百日而拷?jīng)Q者減一等。失者，各減二等。”從中可以看出，如果對孕婦行刑、刑訊，相關(guān)責任人要被“杖一百”；即便對生產(chǎn)以后、未滿百日的女犯動刑，官員也要受到處罰。

唐代這一防止非法取證的規(guī)定為后來歷代沿襲，宋、元、明、清諸朝刑律中，都有類似的條款。

古代如何懲治超期羈押？“無故稽留三日不放”也要“笞二十”

明代以酷刑著稱于史，但同樣禁止刑訊逼供，不止一位皇帝親自作過批示，不得嚴厲拷打犯人。

《明史·刑法志二》記載，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曾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下詔，“凡內(nèi)外問刑官，惟死罪并竊盜重犯，始用拷訊，余止鞭撲常刑。酷吏輒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懶桿、不去棱節(jié)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

當然，古代在懲罰執(zhí)法者的違法行為時，也會考慮是故意還是過失。宋朝規(guī)定，如果故意挾私情違法拷訊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殺論，處斬。如果是過失行為，則減輕罪行。如將無罪者拷打致死，減故殺罪一等；如被拷打死者是有罪之人，則減故殺罪三等懲罰。

除限制刑訊逼供，古代對犯人的羈押期限也有嚴格的規(guī)定，不得超期羈押。

“羈押”是現(xiàn)代司法術(shù)語，古代稱羈押為“囚禁”，法官如果不按規(guī)定囚禁犯人，要承擔刑事責任。《唐律疏議·斷獄》規(guī)定，“若不應禁而禁，及不應枷、鎖、杻而枷、鎖、杻者，杖六十。”

《明律·刑律·斷獄》“故禁故勘平人”條規(guī)定：“凡官吏懷挾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絞……若故勘平人者，杖八十；折傷以上，依凡斗傷論；因而致死者，斬。同僚官及獄卒，知情共勘者，與同罪；至死者，減一等。”所謂“平人”，就是指沒有犯罪的普通老百姓。

在問清細節(jié)，被告已認罪又無需再詢問的情況下，不只證人，連原告也應即時放回，否則相關(guān)法官要被處罰。《明律·刑律·斷獄》“原告人事畢不放回”條規(guī)定，“若無故稽留三日不放，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

古代“斷錯”了案如何處置？太守劉康“坐殺無辜”而“下獄死”

司法問責制度，根本上是為了減少和杜絕冤假錯案的發(fā)生。那么，萬一案子判錯了，怎么辦？中國古代主要有同職公坐、援法斷罪、違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決等五種情況，分別論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職公坐”責任。

所謂“同職公坐”，是指所有參與具體辦案的人員，在判決書上均要簽字，如果將案件錯判了，均負有連帶責任，即過去常說的“連坐”。《唐律疏議·名例》“同職犯公坐”條，“諸同職犯公坐者，長官為一等，通判官為一等，判官為一等，主典為一等，各以所由為首。”可見，即便無私心、無腐敗，僅僅是工作失誤，從上到下四級責任人都要接受相應的處罰。

如果非工作失誤，采取虛構(gòu)事實、增減案情的辦法，將案子錯判，有罪者判無罪，無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輕判、輕罪重判，即所謂“出入人罪”，懲罰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處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誤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減”。

“反坐制度”繼承了先秦判罰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漢代已施行，漢順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零陵太守劉康，因為“坐殺無辜，下獄死”。

法官依法審案，“援法斷罪”，否則問題很嚴重。據(jù)《商君書·賞刑》，先秦時如果法官不執(zhí)行君王法令，將被判處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著他倒霉。這一點進入封建時代后，有所減輕，但也要領(lǐng)“笞刑”，唐、宋及明、清法律中都規(guī)定：“違者笞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