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去世，享年40歲，孔子悲痛欲絕。因在孔門眾多弟子中，顏回是被孔子稱贊最多的一個，孔子不僅贊其“好學”，而且還以“仁人”相許。

追悼會現場，孔子還沒從悲傷回過神來，顏回的父親就提出了一個要求：“請先生節哀順變，為表達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車子改制成棺材來安葬顏回呢？”孔子一聽就止住悲傷回到現實：“不乘車，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這并非杜撰，而是確有其事。因為從先秦起，諸侯公卿都以乘坐馬車為體現身份的一種標志。在中國古代，官員的代步工具，最早為牛拉的車，后為馬拉的車，再后來，才改為人抬的轎，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軍閥上臺，不坐轎而坐車，那時的汽車兩旁有踏板，各站兩名挎盒子炮的保鏢，更是招搖過市，威風不已。車的優劣和權的大小成正比，車越好者，權越大，車一般者，權一般，無車可坐者，自然也就無權了，只好垂手站在馬路邊，吃那汽車疾駛卷起來的灰土揚塵，和超標的尾氣。

從古至今，座駕這東西，雖只不過是官員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種象征，只要頭戴烏紗以后，就沒法排除對于座駕的關注情結。連孔圣人都無法逃脫公車情結，其他屁官更是如此。

盡管官員允許有公務車，但為了限制官員超標準、公車私用等公車腐敗，歷代王朝都會通過發布《輿服志》(輿，即車，即輦、轎、座駕)，對官員公務車配備予以規定。即什么級別的官，享受什么等級的座駕，都規定得詳詳細細。

西漢景帝中元六年頒布了中國歷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車使用規定：一、不同官員駕車馬匹數量有差，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車的裝飾體現等級差別，一是，即車廂兩旁用以遮蔽塵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將左邊漆成紅色，兩千石以上的可以將兩邊都漆成紅色；二是車輛上避雨遮陽的車蓋。平民乘車只許用青布蓋，官吏兩百石以下用白布蓋，三百石以上用皂布蓋，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繒覆蓋。于是車蓋連同冠服合稱“冠蓋”，也成了仕宦的代稱。我們所說的“冠蓋云集”，與現在眾多官員開會將車子停在一塊的感覺差不多。

盡管各王朝有明確規定、但歷史上各種公車腐敗卻時常上演。

衛懿公當國，政治腐敗，連他的寵物也乘上了高級官員乖坐的軒車，群眾大為不滿。所以當狄人攻衛時，大家一哄而散，說讓您的寵物去打仗吧。可見乘車要講身份要講等級的觀念在當時已深人人心了。

南北朝時期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晉風度”，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追求個性化。于是這一時期成為中國官車使用種類最為繁多的時期。比如宋文帝喜歡乘坐用羊拉的官車，羊力氣小，體格羸弱，無法與駿馬和壯牛相比，但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有品位；南北朝宋的右光祿大夫顏延之，經常選一些老牛和病牛拉著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狀的車游蕩于街市之間，以顯示自己的卓爾不群；南北朝宋的大將軍沈慶之，每逢趕上朝賀，經常乘坐一種叫“豬鼻無帷車”的怪車，這些都在當時被認為是瀟灑的表現。

《明史·奸臣傳》中，那個與嚴嵩勾結，總理全國鹽政，發了大財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記。其按部，常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按說，照祖宗規定，超過四人抬轎者，就要受糾劾，可這個嚴嵩的死黨，不但抬轎者超過指標六倍，而且還殘忍地使用了女性，這種荒唐的行徑，在他沒有完蛋之前，誰又能奈他何？

張居正，萬歷的首輔，回家奔喪，所坐過的堪稱世界之最的大轎子，對這種政策之規定，也是莫大的諷刺。

張居正這次返鄉之行，那真是壯觀得不得了：元輔的坐轎要三十二個轎夫扛抬，內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侍候。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張居正的這頂轎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間，二有隨侍人員，三有廚房廁所，估計應該比現在十七座的考斯特還要大，因此必須動用三十二個轎夫來抬，這恐怕不僅是中國，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大轎了。

張居正從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灶”，為了使這頂巨無霸式的大轎暢行無阻，有的路要拓寬，有的橋要加固，勞師動眾，驚擾官民。

在古代，因沒有規定官車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發下來，完全供主管官員個人擺布，成了絕對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長腐敗與奢靡的風氣。明清時期，坐著八抬大轎泡酒樓、逛妓院的官員不在少數。同時，古代官車數量龐大，成為嚴重的財政負擔。龐大的官僚機構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國家財富。比如清朝開國后，準許漢大臣乘轎，但都城區域廣大，官員住宅距供職單位都很遠，若要乘轎上下班，得準備兩班轎夫中途替換，一班轎夫抬轎時，另一班乘大板車隨后。計算下來，養一乘轎子的年度開銷需要數千兩銀子。

朱元璋就是對公車腐敗公開宣戰的皇帝。他很擔心養尊處優的轎車代步會導致吏治腐敗，所以開國不久便規定只許婦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轎。三品以上文官特許乘坐四人抬的轎子，余皆騎馬；勛戚和武官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抬轎者，都要接受嚴厲處罰。這一套規定在明朝初期執行得還是比較徹底的。

朱元璋還有些窺陰癖，好私訪，經常躡手躡腳，潛行于金陵城的街頭巷尾，探察民情，有車也不用的。由于出身貧寒的緣故，知道百姓的艱難，所以，在克勤克儉這方面，他倒稱得上是個楷模帝王。據《明史》，有一次，有司奏請，要把他乘坐的轎子裝飾一下，需用黃金若干。他說，不必了，用銅就可以。臣下討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純金，又能費多少？”朱元璋說：“朕富有四海，豈吝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帶頭作用，從《明史·輿服志》里，看到一系列關于乘坐車轎的規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蓋自太祖不欲勛臣廢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

雍正和乾隆以后，統治者進行大膽改革，在不影響官員形象的情況下，鼓勵大家乘坐輕便價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騾車了，比乘轎省得多。而那些要撐體面的官員，綠呢大轎可以保留著，放在宅第的轎廳里，需要顯示一下派頭時，可以花錢去轎行雇轎夫來臨時抬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