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男娼與今天我們俗謂的“鴨子”或男妓略有不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服務對象上，現代所謂的“鴨子”或男妓，主要是為那些身價不菲而內心空虛的富婆服務，而古代男娼的服務對象主要是男性，從官方和野史的記載中，所謂的“龍陽”、“分桃”、“斷袖”之謂，其中的涉事方均為男性。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丑，至漢則有籍孺、閎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于傅脂粉以為媚。史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為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于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其言之丑故耶？

這則記載，首先為我們展示了宋代男娼奇特怪異的行狀：“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一個堂堂的須眉人物，卻涂脂抹粉，盛裝打扮，善于做針線活，連稱呼都以女性名字相稱，其中的怪異著實令正常人瞠目。其次，它清楚地表明男娼已經成為宋代大城市男性一種謀生的手段。這自然與宋代大都市發達的工商業密切相關，也與宋代奢迷的消費方式有關。北宋詞人柳永在《望海潮》中形容當時的杭州是“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

宋代大都市之所以男娼興盛，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宋代城市經濟畸形繁榮的結果，在此無須贅述。筆者關注的是，還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般人甚少注意，那就是宋代城市建筑的開放格局與娼妓業的開放息息相關。從娼妓業的開放來說，宋代雖然也有相關的禁娼法令，但執行起來卻大打折扣，甚至出臺了一些鼓勵士子冶游的政策法規。吳自牧《夢梁錄》云：“官府公筵，及三學齋會，縉紳同年會，鄉會，皆官差諸庫角妓只直。”簡單地說，便是官府買單，讓國家的太學生們公費嫖娼。這樣的鼓勵當然立現奇效：太學生流連坊曲，招妓侑觴，風氣頗盛，較唐代進士游宴，更為張狂。為何會有這樣的政策出臺，或許跟朝廷權臣尤其以賈似道的威脅利誘有關，以致于有無名士作詩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當然，男娼的興盛還與男娼的消費主體不斷增加有關。有宋一代，官僚、士子的待遇是非常優厚的，這為他們的男色消費提供了物質保障。此外，宋代黨爭的激烈與朝廷權臣的威逼利誘使得不少官員士子厭倦政治生活，轉而向小橋流水和風花雪月尋求刺激，宋詞的興盛，或許與此有某種必然的聯系。只是可惜的是，當北方的鐵蹄滾滾而來，甚至兵臨城下時，宋代的大都市里，依然是一片悠哉游哉，沉浸在一片“西湖歌舞幾時休”的醉生夢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