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吳鉤先生在微博上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晚清資政院與諮議局并不具備完全的獨立地位，但晚清的議員普遍表現出值得欽佩的獨立品質。相比之下，民國時期的國會，至少在名義上已經獲得了與行政分支并峙的獨立性，但民國議員時常鬧出賄選的丑聞，政治品質遠不如晚清議員。你說這是為什么？”

我對民國時期的國會不甚了了，因此對這個問題沒有發言權。不過，對于晚清資政院、咨議局的議員們的那種獨立品質有所了解。他們在面對強權時體現的不卑不亢、據理力爭姿風骨，是100年以后的某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遠遠不能相比的。

比如，有一回，資政院的議員居然敢彈劾軍機大臣奕劻。這位集內外大權于一身的權貴也無計可施，只能采取集體辭職的方式來回應。

請領班軍機大臣奕劻來資政院答辯

資政院、咨議局，都是晚清政府“預備立憲”的產物。1905年，清廷向全國人民宣布，將用9年的時間（后來在資政院的壓力之下，縮短為5年）進行“預備立憲”。按照這個計劃，在1914年的時候，大清朝應該具備憲政國家的基本特征：《憲法》、國會、限制皇權（行政權）、司法獨立、地方自治……在這之前，本著摸石頭過河的改革精神，也為了鍛煉議員的參政議政能力，清廷首先成立了咨議局和資政院，前者是地方議會的雛形，后者是上下議院的雛形。咨議局的權限是討論本省的預決算、稅收、公債以及單行章程規則的增刪和修改，選舉資政院議員，申復資政院或督撫的咨詢等。但在實際操作中，他們的權力受到了本省督撫的限制，形同虛設。

1910年8月，湖南省巡撫楊文鼎發行地方公債120萬兩。發行地方公債不是楊文鼎的首創，本來也是小事一樁，后來卻釀成一場舉國皆知的大風波，以至于到100年之后，我還有興致把它從故紙堆里翻檢出來饒舌。

僅僅因為楊文鼎沒有把這件事提交咨議局通過。

憤怒的咨議局議員們感覺自己又一次受到了侮辱，而這一次，他們不打算再忍了，而是一紙訴狀，把楊文鼎告到了自己的上級機關——資政院。

資政院很重視這個案子，于11月8日將之上奏，稱楊文鼎發行公債未經咨議局議決，屬于剝奪咨議局權限，應將發行公債事宜交由咨議局議決，并對楊文鼎給予相應處罰。

就在當天，傳回來了軍機大臣副署的諭旨。諭旨聲稱此事屬于“疏漏”，但是仍然須“遵前旨辦理”。

諭旨在議員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如果此事口子一開，資政院或咨議局將會更加不受內閣或者督撫尊重，徹徹底底地淪為擺設。于是他們在院會上紛紛指出，“立憲國精神全在法律，督撫違背法律而不予處分，則資政院可以不必設，諮議局亦可以不必辦，憲亦可以不立！”又言，軍機大臣副署諭旨是在企圖“以命令變更法律”，“似此無法律可守，不如就請皇上解散資政院！”

議員們很生氣，后果很嚴重。他們要求暫時停止審議此事，并請領班軍機大臣奕劻來資政院答辯。

議員們先是給軍機處打電話，沒人接；議員們立即發了一份咨文，書面通知奕劻來資政院。

寫到這里，我不禁替這班書生捏了一把汗。軍機處，是當時的全國政令的策源地和統治中心，其地位遠高于國家行政中樞的內閣，擁有很大的權力。而資政院呢，不過是清廷為了“預備立憲”而推出的一個過度機構，說白了，都是一些臨時工。他們完全不是同一個級別的選手，這場官司怎么打？

彈劾軍機大臣

或是不屑、或是真的很忙，奕劻本人并未親自到場答辯，只是進行了簡單答復，稱“軍機大臣副署諭旨本于乾隆年間舊制，與外國的內閣副署用意不同”。

就在這時候，云南、廣西又發生兩起督撫繞過咨議局擅自行政的事件。收到當地咨議局的報告后，資政院立即形成議案上奏。軍機處答復，把這兩個案子分別“交鹽政大臣與民政部察核”。

按照常理，資政院的議案是要提請皇帝裁決，而軍機處卻把它交給鹽政大臣與民政部察核，等于是完全不把資政院放在眼里。

議員們被徹底激怒了。11月22日召開的院會上，議員們紛紛斥責軍機大臣的無禮行為，到了現在，已經不是簡單的要求領班軍機大臣奕劻來資政院答辯了，而是對全體軍機大臣進行彈劾。很快，議員們通過了彈劾案，要求立即廢棄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在內閣未成立之前，軍機處必須對資政院負責，亦即行政對政治負責。

“彈劾”？在歐美國家已是平常事，可在咱泱泱中華，還真是“大閨女上花轎——頭一遭”呢。

但是顯然，熟悉法律、又懂得程序的議員們牢牢掌握著主動權。他們步步為營，一步一步緊逼清廷最高決策層。他們仰仗的無非就是清廷自己定下的游戲規則。這個游戲規則好不好，暫且不論，可在它未被廢除之前，請你尊重它。

對于這件事情，清廷進行反復磋商。雖然奕劻很想把這件事情強制壓制下去，但其他幾位宗室王貴都不贊成，他們認為應該按照章程來辦。于是，清廷進行了讓步，收回后兩道諭旨，顯示軍機處并不是有意違反章程的，希望資政院取消彈劾案。

這樣就夠了嗎？當然不。議員們取消了彈劾軍機大臣，但仍然要求立即組織內閣，“軍機大臣不負責任，受祿惟恐其后，受責惟恐其先，徒有參預國務之名，毫無輔弼行政之實。”在內閣未成立之前，要明確軍機大臣的權限，使得他們“無所諉卸”。

面對資政院的步步緊逼，軍機大臣再也坐不住了。他們以退為進，搞了一個集體辭職，以此要挾清廷。

這時，攝政王載灃出面了。他連發兩道硃諭，一邊要挽留軍機大臣，一邊不讓資政院過問此事，稱“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為朝廷大權……非該院總裁等所得擅預，所請著毋庸議。”

有抗爭有妥協的勝利

面對攝政王載灃的威脅，議員們被激發了更大的斗志。在第二天召開的院會中，他們批評“硃諭”不符合“立憲”精神，提出繼續彈劾軍機大臣，否則的話，就干脆解散資政院。言下之意，有資政院，無軍機大臣；有軍機大臣，無資政院。完全是背水一戰的氣概。事實上，當天的院會上，始終彌漫著一股悲壯的氣氛。因為他們自己也清楚，這場彈劾案看似是針對軍機大臣，實質上是立憲與保皇之爭，是民主與專制之爭。如果資政院真的失敗了，中國的立憲和民主之路，將會更加艱辛。

載灃察覺不妙，找來資政院總裁溥倫，希望他能夠說服議員，與軍機處進行和解。同時懲處那些激進的議員。溥倫何須人也？他是滿清宗室，襲封“貝子”爵位，時稱“倫貝子”。但就是這個根正苗紅的皇族也選擇站在了議員一方。他稍作沉思，然后說，“議員熱心愛國，且議會與政府沖突各國恒有，不足為病。”沒有答應載灃的要求。

就在資政院和軍機大臣僵持不下的時候，各省諮議局給予了有力聲援，宣傳如果資政院被解散，他們也將同時解散。

清廷又一次退步了，命令憲政編查館趕緊編訂內閣官制。這一招很有效，迅速獲得相當一部分議員的支持。溥倫就認為，既然清廷下令迅速編訂內閣官制，那么就再無必要繼續上奏。12月26日，議員就此進行表決，結果是不必再上奏稿。但在28日召開的院會上，議員李素對此表示質疑，說，“前日之表決是取消奏稿，并非取消問題。我們此次須指實彈劾，不要再如前次之調停，方足以對天下。”力主彈劾軍機大臣。議員羅杰、黎尚雯、邵羲、于邦華等附議。于是，資政院再次上奏彈劾案。

盡管這次清廷將彈劾案留中，不交決議，也不批復。但資政院的目的已經達到。他們通過自己的抗爭，令清廷清楚，資政院不是花瓶、也不是傀儡，而是憲政的象征。在這之后，資政院在廣大民眾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他們在晚清的政治格局里也發揮了短暫而巨大的作用。在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滅亡之前，他們開放了黨禁，力爭提前召開國會，起草了中國第一部真正的資本主義憲法綱領《十九信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權，給清廷的“預備立憲”涂上了一層資產階級政治改革的色彩……而更為重要的地方，還不在于資政院取得了多大的成績，而是議員們的民主實踐，喚醒了更多沉睡中的國人，瓦解了滿清王朝的根基——專制制度。許多議員也通過這些民主實踐，經受了鍛煉，提高了聲望，積累了經驗，成為了民國政壇的風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