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現出不少大商人來。但被公認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末期越國的大政治家。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韜光養晦之計策，并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

但當勾踐復國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但是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于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里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界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經商的頭腦。他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判斷價格的漲落，即“論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則知（價格）貴賤。”他發現價格漲落有個極限，即貴到極點后就會下落；賤到極點后就會上漲，出現”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律。這就很符合現代市場規律的。因為一種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更多地生產，供應市場，這就為價格下跌創造了條件。相反，如果價格太低，就打擊了積極性，人們就不愿生產，市場的貨物也就少了，又為價格上漲創造了條件。故他提出一套”積貯之理”。這就是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重視降價的物品，盡量賣進存貯起來。等到漲價之后，就盡量賣出。“貴出如糞土”，即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可惜地拋出。

就這樣，陶朱公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年谷賤傷農與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陶朱公范蠡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范。《史記》中載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就是說在從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經“三致千金”——三次散盡家財，又三次重新發家。在秦漢時代，人們就把那些巨富們稱為“陶朱公”，其名字成為了財富的代名詞。

接下來說說白圭。他是東周洛陽人，因擅長經商致富而名譽滿天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對其事跡有詳細記載，并稱白圭為“治生祖”。

頗富商業天賦的白圭從長期的經營管理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經商理論，為后世經商者所師法。他主張經商必須“樂觀時變”，即經常注意農業生產變化動向和市場行情，及時掌握時機經謀取厚利。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原則，每年糧食豐收后，買進五谷，售出絲、漆，在蠶繭上市時，便購進絲棉等織物，而出售糧食。他主張經營廣大民眾生活必需品，市場既廣，銷路也好，不用與人爭買賣之價，就可以得到較多的利潤，這種利潤來自時令差價和豐歉差價。

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經營圭臬。他說：“欲長錢，取下谷”。下等谷物雖然價低利薄，但為廣大庶民所必需，銷量極大，故可取得巨額利潤。同時他也很重視商品質量，認為質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贏得信譽，貨硬才會有市場。

更難能可貴的是，白圭在經營實踐中，還明確主張要節約開支，勤苦耐勞，并能與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共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白圭認為，一個商人要具備“智、勇、仁、強”四個條件，這也可以說是他所以能經商致富的要訣，“智”即要有權變；“勇”即要決斷；“仁”即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強”即堅守時機。他曾這樣說過：“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取予，疆（強）不能有所守，雖免費公文網版權所有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業大師，后世商人把他尊為本行業的祖師爺。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為“商圣”；民間稱白圭為“人間財神”，并設神牌供奉。

最后說說胡光墉。他是清徽州績溪人，幼名順官，字雪巖，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設銀號，后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陜甘總督后，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余處，并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

胡光墉是中國近代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紅頂商人”，其經商才能、處世韜略，一直為世人所稱道。他精心創下的胡慶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優良傳統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光墉的一生，極具戲劇性。在短短的幾十年里，他由一個錢莊的伙計搖身一變，成為聞名于清朝朝野的紅頂商人。他以“仁”、“義”二宇作為經商的核心，善于隨機應變，而決不投機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諳錢財的真正價值，大行義舉，贏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經商不忘憂國，協助左宗棠西征，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在救亡圖強的洋務運動中，他也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勛。

當然，胡光墉也未能擺脫商人以利益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極盡奢靡，妻妾成群。但畢竟人無完人、瑕不掩瑜，胡光墉無愧于“中國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譽。（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