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資用途的角度來看，官員的權力成本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獲得權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進入官場，首先要拿到官場的入場券;二是初始權力到手后如何維持、保養、增量后繼成本。在捐納體制下，初始成本較容易計算，比如清代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大開捐例，各類官帽子明碼標價，根據幾份清代捐納銀數的材料，可以制成一個“賣官價目表”。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則比較麻煩，以張集馨的科考經歷為例，大略地評估一下他為獲得官員身份所付出的經濟成本。張集馨從5歲入家塾開蒙，到22歲進京捐監，當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舊時，最大筆的教育成本體現為支付給塾師的薪水，稱為“束修”。根據一些族譜的記載，道光—咸豐年間，江浙一帶家族塾師的束修每月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銀子大約有四兩。道光元年( 1821年)，22歲的張集馨還未取得生員的功名，便帶著200兩銀子進京讀書。按清代規定，未獲得生員資格的考生，如果想參加鄉試，還有個變通的辦法：到國子監捐個監生，相當于到京城的國立大學當自費生，這叫做“捐出身”，有了國子監學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參加在順天府舉行的鄉試了，張集馨準備走的就是這條路子。

張集馨捐監時還差點兒出了意外，他帶來的銀子被一個親戚借走且不肯還，幾乎誤了捐監大事，幸虧他的當衛千總的兄長恰好押運漕糧到京，才幫他墊付了捐監的費用。道光二年七月，張集馨捐監、印結等手續辦理完畢，八月便參加了順天府的鄉試，結果高中黃榜，成功晉身為舉人。但在接下來的會試中，張集馨卻榜上無名，三年后的會試，他再一次名落孫山，張集馨一邊鉚足勁兒繼續考進士，一邊接受禮部安排，到一處國立學校當教習，報到時又被索去二十多兩銀子的手續費。

道光九年( 1829年)，張集馨總算中了新科進士，拿到了一張響當當的官場入場券。為著這張入場券，單來計算經濟賬至少也有一千兩銀子了。不過，一千兩銀子的初始成本，與張集馨入仕后為維持、增持其權力值的后繼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張集馨雖非投機鉆營之輩，不過人情應酬都能隨俗，連他自己也承認：“ 應酬不可謂不厚矣！” 那么，官場應酬的開銷有多大呢？

張集馨在福建當汀漳龍道臺( 汀漳龍地區一把手)時，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帶著家眷、兵役、隨從等三千多人浩浩蕩蕩打道回鄉，途經漳城。顏總督雖然已去職，但他經營的權力網絡還留在官場上，地方官們自然不敢稍有怠慢，為了招待這位前領導人，既備酒席，又送上“程敬”，共花去公款一萬兩銀。

張集馨記錄得最詳盡的是他任督糧道( 相當于財政廳長 )時的日常應酬情況。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張集馨獲任陜西督糧道，這是一個公認的肥差，被視為“財神廟住持”。因為是肥差，陜西的官場接待經費也由督糧道負責，張集馨的工作就是終日迎來送往、請客宴樂，根據張集馨的記述，總計下來，一年開銷(包括每年送給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員的禮金)一般都在五萬兩銀上下，這還不包括送給同僚朋友的經濟援助金。

一年五萬兩銀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較貴的乾隆朝，也夠捐三頂道臺的官帽子了。那么張集馨收入幾何？按張氏自述，他每年約有六萬多兩銀子的進項，扣除上述公務應酬與私人用度，已所剩無幾。要在官場上混碗飯吃，與上司、同僚乃至下屬之間多加聯誼是極為重要的事。因為權力需要用人情來維持，而人情則需要用接待來維持。這里的人情，已不是單純的人際交往，而是一種重要的隱權力介質;這里的接待，也不是簡單的盡地主之誼，而是持有或增持權力(包括隱權力)的必要成本。

而對于那種充當不了隱權力介質的純粹人情，張集馨其實出手并不大方，甚至有點兒吝嗇。比如他給京官們送禮，舍得一擲萬金，可老丈人進京治病向他借兩千兩銀子，他卻沒有答應，只送了300兩，還不大樂意;在陜西當督糧道時，接待要員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來西安向他索要幾頭健騾、幾件狐皮袍，他都沒有答應，甚至覺得老丈人一再索需，“ 未免不近情理 ”。人情關系既然具有維持官員權力、隱權力的重要功能，那么我們就不會奇怪：為什么帝國官場會發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禮名目，比如“別敬”、“程敬”、“炭敬”、“冰敬”、“三節兩壽”等等。

種種名目的送禮慣例，又總稱為“陋規”。盡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會給官員規定送禮的義務，但致送陋規的官場守則無疑是所有官員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連禮金的規格都有了約定俗成的標準。在張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間，甚至出現了由省財政部門統籌收取陋規的成例，據《清宣宗實錄》記述，巡撫、布政使與按察使衙門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節壽陋規，由首縣(省衙門駐地的知縣)攤派給各州縣，再由藩司用印札代為催取。

致送陋規方面的支出，張集馨也留下了詳細的記錄。他被任命為陜西督糧道時，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禮辭行，共送出別敬一萬七千兩銀子。當時他并無積蓄，錢是向廣東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來的。不過，他任督糧道一年，不但連本帶利還清了借貸，還給儀征老家寄回一萬多兩銀子，可見督糧道的權力含金量確實非同小可。這筆權力收益當然是來自對百姓錢糧的浮收，張集馨也心中有數，因此“ 心每不安 ”。此外，張集馨記錄在案的別敬還有很多，送出的禮金也是一個大數目。

張集馨37歲任知府，66歲請假回京，宦游30年，扣除中間被參革職和丁憂離任的10年，主政一方的時間達20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種“敬”究竟有多少呢？據估算，張氏記錄在案的數目，沒有記錄的三節兩壽禮金按較低標準的每年一千兩算，合計起來，20年來他至少送出了十萬兩銀的規禮。

至于張集馨收受的規禮，由于他比較克制，留下的記錄也較少，所以尚無法估算。不過，若說張集馨完全不收下屬“孝敬”，也不可信，因為規禮如果只出不入的話，張集馨只能喝西北風去，而晚年張集馨還有余錢購置田宅產業，給自己捐加頂戴花翎(捐輸兩次，共花去一萬兩銀)。按當時的白銀購買力折算，十萬兩銀值人民幣1500萬元。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給領導送上一千多萬元，顯然是毫無疑義的行賄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場，陋規雖陋，卻也不全然是賄賂行私。

張集馨擔任陜西督糧道時，陜西的巡撫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根據張集馨的記錄，林則徐每年都接受張氏五千二百兩禮金，但從林則徐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寫于陜西巡撫任上的《析產鬮書》這份遺囑性質的文書中可以看出：林則徐的田屋產業約值三萬兩銀，是他從養廉銀中摳出來購置的，“ 目下無現銀可分” 。他還告訴三個兒子：“ 惟念產微息薄，非儉難敷，各須慎守儒風，省嗇用度。 ”那么張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兩銀(其他陜西官員致送的禮金姑且不計)到哪里去了呢？暫時沒有相應的記錄，不過，正如張集馨需要將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來用于官場應酬、人情往來，林則徐為維持其權力，同樣需要支付成本。

我們當然可以將當時官場上的人情應酬與送禮政治視為腐敗，但必須看到，這種“腐敗”有“合理”之處。首先，帝國無法提供一種制度化的權力分配預期，官員的權力份額受到各種隱權力因素的侵蝕，為了保持權力份額不流失，官員需要通過人情網絡來獲得隱權力支持。這在當時叫做“通聲氣”、“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

張集馨、林則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張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禮金，否則，他們如何掏得出那么大數目的權力維持成本？張集馨晚年對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調任地方以來，每次致送的禮金“ 不可謂不厚矣 ”，但自己的官位卻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來不得寸進，心中頗為感慨：我送出了那么多厚禮，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將我的政績奏報給皇上，應酬送禮有什么用？張集馨說得有些過激，但事實上，與他“ 舊交相得、推心置腹” 的琦善、林則徐都曾密保過他。應酬送禮究竟有沒有用處，看看張集馨的一次經歷就知道了。

咸豐三年( 1853年)，張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頂頭上司直隸總督桂良參了一本，遭革職。桂良為什么要彈劾張集馨？寫在奏折上的理由是張“ 不聽調度，濫用帑金 ”，按張集馨自己的說法，則是因為桂良“ 欲置人于死地，以泄其借錢不遂之嫌 ”。總督向下屬支借經費，張集馨竟沒有爽快答應，這等于破壞了他與桂良之間的人情關系，被參革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三年后，張集馨起復，署任甘肅布政使，因擔心桂良從中作梗，便委托與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為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說，張集馨以前犯了差錯，現在已非常后悔，希望能拜在總督大人門下，執弟子禮。桂良聽后大悅，給張集馨來了封信，張集馨也趕緊復信，然后畢恭畢敬趕去拜見，并送上“土宜八色”厚禮，總算修復了他與桂良之間的人情關系。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一個政治功能：接通隱權力管道，穩定官員的權力預期。

其次，中央財政也沒有給官員提供制度化的公共預算，雖然朝廷也給部分京官和地方官發放一筆“公費”，但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辦公費用，通常來自種種名目的陋規，這些陋規收上來到底算地方財政還是個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于公務就算公款，用于個人開銷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究竟算用于公務還是私務也很難說得清。此外，清代官員用于聘請幕友佐政的開銷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不接收陋規，恐怕連辦公都無法維持。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二個政治功能：彌補公共財政之不足。

張集馨曾以“ 政由賄成 ”來評價他身處的官場，這四個字正好透露了“權力成本學”的秘密：權力的行使謂之“政”;“賄 ” 說好聽點是各種“敬”，說難聽點就是陋規，總之就是權力的成本，不支付這個成本，“政”即“不成”，權力即運轉不靈。恰如其分的“賄”是維持權力正常運轉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賄”才被帝國的官員們當成腐敗。清官與貪官的區別，不在于“賄”之有無，而在于“賄”之程度。“敬”也好，“賄”也罷，從表面上看，是由處于權力下游的官員支付的，但歸根結底，所有的權力成本都得由納皇糧的老百姓來買單。

康熙皇帝曾宣布永不加賦，朝廷給一個州縣配備的領薪官員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給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高，按道理說，維持帝國這部權力機器運轉，成本應該不至于太高。然而，除了正式的領薪官員，晚清官場上還寄生著一幫數目非常龐大的隱權力集團，他們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賦，帝國還有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的附加稅，再加上其他苛捐雜稅，小民作為權力成本的最終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正如張集馨所說：“ 小民終歲勤動，所得幾何？赴倉納糧，任聽魚肉而不敢一較！” 而當權力成本膨脹到小民不堪重負，決心“一較”時，距帝國的整部權力機器完全癱瘓，估計也為時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