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購物，你會有一種感覺，感覺每天都在出國。

如今出國購物，需要兌換貨幣，把人民幣換成美元、英鎊、歐元、越南盾等;在民國購物，同樣要兌換貨幣。有時候得把銀兩兌換成銀元;有時候得把銀元兌換成銅元;有時候得把銅元兌換成制錢;有時候得把制錢兌換成錢票;有時候得把錢票兌換成銀票;有時候得把銀票兌換成鈔票……總之，你要跟名目繁雜林林總總的貨幣打交道，你得隨時準備著把手頭的錢兌換成另一種錢。

民國的貨幣種類實在太多，以五四運動以后的北京為例，市面上能見到印著袁世凱頭像的銀元“袁大頭”、印著孫中山頭像的銀元“孫大頭”、印著老鷹和蛇的墨西哥銀元“鷹洋”、印著不列顛女神的英國銀元“站洋”，以及寫著“光緒元寶”字樣的清末銀元“龍洋”，甚至還能見到兩廣地區鑄造的面值為兩角或者一角的銀元“毫洋”，還有四川軍政府鑄造的面值為一元的銀元“廠洋”。

除了這些白里透亮叮當作響的銀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產買賣中，還能見到五十兩一錠或者十兩一錠的元寶，在日用品買賣等小額交易中又能見到大量的銅錢。銅錢又分很多種，有康熙通寶和乾隆通寶，有嘉慶通寶和同治通寶，有面值一文的制錢，也有面值十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兒”。

銀元、元寶和銅錢都是金屬貨幣，除了這些金屬貨幣你還能見到紙質貨幣，例如各大錢莊發行的錢票、各大銀號發行的銀票、南方國民政府發行的“毫洋劵”、北方北洋政府發行的“大洋劵”、交通銀行發行的“中交票”、農業銀行發行的“新鈔劵”、日本正金銀行發行的“正金票”、香港匯豐銀行發行的“匯豐票”……再加上當時軍閥割據、諸侯林立，幾乎每個省都有自己發行的一套貨幣，從全國各地流入北京的紙幣就有幾十種。

有些貨幣只能在北京流通，例如面值十文的“大子兒”。雖說面值十文，實際上只相當于兩三枚制錢，而且只有北京人認可，到了外省沒人要。有些貨幣只能在外地流通，例如四川軍政府鑄造的“廠洋”，在四川、云南和西藏都叫得響，拿到北京沒人要。當年直奉戰爭，張作霖打跑吳佩孚，奉軍浩浩蕩蕩開進首都，拿著錢向北京人買東西，誰也不愿收，為什么？因為他們用的錢都是“奉票”，只在東北和蒙古流通，去其他地方等于廢紙。

也有到哪兒都能叫得響的貨幣，例如銀錠(即元寶)，在國際貿易中都被認可。只是銀錠太貴重，拿來買房買地買大宗商品可以，去小攤上買個燒餅也掏一元寶出來，燒餅攤老板把家里所有存款全部拿出來也未必找得開，太不方便。此外像“袁大頭”、“孫大頭”、“鷹洋”、“龍洋”等銀元，也是不便在日常買賣中使用。

正是因為有些貨幣只能局部流通，有些貨幣不便日常使用，所以就得兌換。成都人到北京買房，得把腰包里的廠洋兌換成“袁大頭”;北京人揣著“袁大頭”去夜市吃地攤，也得先把它們兌換成制錢或者“大子兒”。去哪兒兌換呢？很簡單，找錢鋪、錢莊和銀號就行了。現在內地人去香港購物，為了劃算起見，需要找一家“兩替店”，把人民幣兌換成港幣;而在民國時期，錢鋪、錢莊和銀號就像香港的“兩替店”一樣多，不愁沒有兌換的地方。

下面咱們以一個民國人物的日記為例，來看看那時候的北京人究竟怎樣花錢。

“1922年2月11日，雇大車搬家，先運書籍，后運木器，兩次運完，每次付錢七百文，予去錢鋪換大頭一元。”雇車搬家，搬了兩趟，每趟要付銅錢七百文，而手頭沒有這么多銅錢，于是拿著一塊“袁大頭”去錢鋪換銅錢。那時候一塊“袁大頭”能換銅錢一千五百六十文，換來的銅錢除了付給搬家工人報酬，還能剩下一百多文。

“1922年2月26日，與蔡元培、胡適、錢稻孫、顧頡剛、周作人等人在王府井大街東華飯店會飲，酒席錢二十五元，予換銀二元，付四人小費。”請北京大學的一幫教授在高檔酒店吃飯，結賬的時候要付給四個服務員小費。要是每人給一塊銀元，就得花四塊，太浪費了，趕緊把銀元換成銅錢，每人遞給幾百文，沉甸甸的一堆，既省錢，又有面子。

你瞧，搬回家得兌換一次貨幣，吃回飯也得兌換一次貨幣，民國人天天兌換貨幣，豈不跟出國一樣？

最后說一下，剛才我們引用的日記是吳虞寫的。吳虞這個人在今天好像不太有名氣，在民國時期可是大人物，他是北大教授，寫過《吃人的禮教》，跟魯迅的《狂人日記》一時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