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朝代的建立都是要進行階級或者是不同信仰之間的淘汰和權威的重新組建。當然，為了保證權威的順利組建，一般當政的皇帝都會建立一支隸屬于自己的真正的特務組織來監督和督促權威的威嚴性和穩固性，這種特務組織就是一種特務政治的有力執行和護衛者。作為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自己強有力的執政手腕和一系列針對下層民眾的監視和監督機構。這些如果放在當代，可以歸類于“公檢法”。但是在古代，所有人必須聽命于皇帝一人，也就是王權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中。這就迫使歷代的皇帝都費盡心思地建立起一支真正隸屬于自己、別無二心的心腹部隊。在明朝，這支部隊就是錦衣衛。錦衣衛早在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時期就已設立。在王朝剛剛建立的初期，皇上為什么要急于設立這樣一個特務組織呢？

明史專家吳晗在《朱元璋傳》(1949年版)中這樣回答道：“這一批并肩作戰、驍悍不馴的將軍們，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勢力，有社會聲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咽氣，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對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孫不但年輕，還比他父親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們讀古書，講三王道理，斷不是制馭梟雄的角色。他要替兒孫斬除荊棘，要保證自己死后安心。為此，便有目的地大動殺手，犯法的殺，不犯法的也殺，無理的殺，有理的也殺。錦衣衛的建立，為的是便于有計劃地栽贓告密，有系統地誣告攀連，有目標地靈活運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師下的北鎮撫司獄，備有諸般刑具，罪狀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預備好，不容分析，不許申訴，犯人唯一的權利是受苦刑后書字招認。不管是誰，進了這頭門，是不會有活著出來的奇跡的。”

吳晗分析得入木三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強調了錦衣衛的職能：有計劃地栽贓告密，有系統地誣告攀連，有目標地靈活運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錦衣衛是個什么組織，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貞專門寫了一本《錦衣志》，他的結論也是如此：錦衣衛是內廷的偵察機關，東廠則由宦官提督，最為皇帝所親信，即使是錦衣衛也受其偵察。錦衣衛初設于明太祖時，是內廷親軍，皇帝的私人衛隊，不隸屬于都督府(其他衛隊隸屬于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鎮撫司，南鎮撫司負責本衛內部刑法，北鎮撫司專門掌管詔獄，可以直接憑借皇帝詔令行事，不必經過外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法律手續。

清朝官方編纂的《明史》，其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涉及錦衣衛，書中說到：“錦衣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師者，收系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當時令人噤若寒蟬的“胡惟庸黨案”“李善長黨案”“藍玉黨案”，先后殺戮4萬多人，就是錦衣衛一手操辦的。后來，朱元璋大概意識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的所為，便下令撤銷鎮撫司詔獄，燒毀刑具，囚犯移送刑部處理。

此后，燕王朱棣發動軍事政變，把建文帝趕下臺，但由于名不正、言不順，遭到建文舊臣的強烈反對。為了肅清政敵，鉗制輿論，他又恢復了鎮撫司詔獄。永樂初年，再度重現洪武年間的恐怖氣氛，由“誅九族”發展到“誅十族”。那時，受株連而處死的不僅有直系親屬、旁系親屬，外加朋友門生一族，還出現了“瓜蔓抄”，即把案犯家鄉的村莊化作廢墟，沒有一人得以幸免。這些都是錦衣衛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