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演義》中在描寫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時寫道：“圓明園中火光燭天，一個穿洋裝的中國人在導引放火，恒祺問他是誰，他大聲道：‘誰人不曉得我龔孝拱，還勞你來細問！’”這里說火燒圓明園給英法聯軍領路的人是龔孝拱。《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記載，“初有奸人龔孝拱者，游海上，以詐通于夷，聞圓明園多藏三代鼎彝，龔故嗜金剛刻，至庚申京師之變，乃乘夷亂，導之入園，縱火肆掠……”這里也說是龔孝拱給英法聯軍引的路。《圓明園殘毀考》：“及英兵北犯，龔為向導曰：‘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許多歷史學家在講這段歷史時也說是龔孝拱給英法聯軍帶的路。

據《清朝野史大觀》載：“定庵(龔自珍)子孝拱，晚號半倫。半倫者，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倫云。半倫少好學，天資絕人，顧性冷僻而寡言語，好為狹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為活。英人威妥瑪立招賢館于上海，與之語，大悅之，旅滬西人均呼為龔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京，焚圓明園，半倫實與同往。橙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而歸。”龔孝拱字橙，其父龔自珍。他精通滿、蒙、藏及英語，學貫中西。他在上海給英使威妥瑪當文書，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時，跟著威妥瑪也到了北京。

看上面的資料、野史，可以證據確鑿地說：這個龔孝拱給洋鬼子帶路，又唆使洋人縱火焚毀圓明園，是參與搶劫、焚毀圓明園的最大漢奸。可是，再看咸豐十年(1860)八月諭旨：“該夷去國萬里，原為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咸豐并沒有說給洋人帶路焚毀圓明園的是龔孝拱。如果不是龔孝拱，那又是誰領著英法聯軍去燒的圓明園呢？

光緒年間人楊云史在其《檀青引？序》中記載：“奸民李某，導聯軍劫圓明園，珠玉珍寶盡出……朝廷稍稍聞圓明園之毀，禍由李某，下獄窮治，誅之，籍其產，以賜文豐家屬焉。”文豐為當時圓明園之管園大臣，知園不保遂投園中福海自盡，數名隨從與他一同自盡。還有一種說法：“焚掠圓明之禍首，非英法聯軍，乃為海淀一帶之旗人。”人們找出了李姓旗人這個“刁惡漢奸”。這時還沒有人說是龔孝拱領著英法聯軍去的。說了一陣后，朝？不能允許滿人帶路這種對清朝不利的說法，于是變成了漢人帶路。漢人龔孝拱在洋鬼子陣營里，于是直接就把大帽子扣在他頭上了。

還有這樣一段野史來佐證這個觀點。龔孝拱之父龔自珍為官清正廉明，對清朝的腐敗及弊政不滿，曾寫《明良論》議論抨擊朝政，滿族官員借此參劾龔自珍，后龔在深夜暴亡。龔孝拱得到證據，知道其父是被八旗官僚暗害，所以他一直伺機為其父報仇。

真實的情形是，在火焚圓明園之前，英法聯軍曾派遣39人的談判隊伍到清廷談判。但以僧格林沁為主的滿人狂妄自大，肆意侮辱折磨來使，草菅人命。在英法的強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釋放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沒人樣的19人。英法強盜制定的萬國公法中寫道：“凡使臣被殺，他日破城，雞犬不留。”額爾金還特意提出了一點，一定要焚燒圓明園。在10月18日放火燒圓明園之前，額爾金還在北京張貼了告示，說明了燒圓明園的原因和預定的放火時間：“任何人，無論貴賤，皆需為其愚蠢的欺詐行為受到懲戒，18日將火燒圓明園，以此作為皇帝食言之懲戒，作為違反休戰協定之報復。與此無關人員皆不受此行動影響，惟清政府為其負責。”

清代王湘綺所作《圓明園詞》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宮闈，見陳設富麗，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償也。及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對此，民國時期黃秋岳評說：“湘綺此段箋釋明了。焚掠圓明之禍首，非英法聯軍，乃為海淀一帶之窮旗人。此說大致不謬。”越縵堂咸豐庚申八月間日記為補證：“二十三日甲申記：聞恭邸逃去，夷人據海淀，夷人燒圓明園，夜火光達旦燭天。二十四日乙酉記：聞夷人僅焚園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記：今日丙外各門盡閉……蓋城外劫盜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奪。二十七日戊子記：聞圓明園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奪余物，至挽車以運之，上方珍秘，散無孑遺……”對此，黃秋岳評說：“圓明園一役，其始聯軍僅焚園外官吏房，或為軍事上必要之舉動。而許多旗人土匪，即乘機劫掠，于是聯軍旋亦入園。”

恭親王在給皇帝的奏折中說：“二十二日早，因該夷抄至德勝、安定二門，事情緊急，連夜約同文祥出城，復給該夷照會，許以送還巴酋，并令巴酋寫信與額酋，令其止兵。乃照會發去之后，該夷并無回字，至午間該夷已抄至德勝門土城外，暗襲僧格林沁，我軍不戰而潰，敗兵紛紛退至圓明園，夷匪亦銜尾而來。”英法聯軍就是這樣到了圓明園的。這樣，說龔孝拱或者李姓旗人引領英法聯軍去圓明園搶劫，就不能成立。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印的《圓明園》等資料記錄了當時的情形：居住在圓明園周圍、海淀一帶的上萬民眾連日到圓明園搶劫。局勢平息后，朝廷從當地民眾手中收繳回大量文物珍寶。由此可知，圓明園被劫掠焚毀，“主犯”罪魁禍首自然是英法聯軍，但那些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的國人卻是實實在在的“共犯”，這些“奸民”難逃其咎。從整個過程看，還需要什么人帶路嗎？

晚清汪康年所著《記英法聯軍焚劫圓明園事》一文中說，“相當一部分中國的普通民眾直接參與了劫掠、焚毀圓明園的行動。而且，根據當事法國軍官的回憶，聯軍之所以下焚毀圓明園的命令，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為了驅逐不斷涌來參與搶劫的華人。”大量國人趁著英法聯軍在圓明園劫掠的機會涌了進來，和侵略者一同搶劫圓明園里的珍寶，這就是許多國人干的。

據汪康年記載，聯軍剛進入圓明園時，先期是有秩序而又“溫文爾雅”地行搶劫之事。“鄰近鄉民及海淀貧氓紛至沓來，麇集園墻外漸近吾營，與在營華役互語，華役攜有梯逐架以登，絡繹越墻而入”，終于演化成了聯軍和國民共同參與的大規模劫掠行動。最令人氣憤的是，當侵略者最后傳令縱火的時候，“各軍并無火器，惟有水桶、水鍋而已”。侵略者為缺少縱火之物而著急之際，又是“海淀華人暨華役，將攜來之火線、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齊集以待”——竟然如此“雪中送炭”，希望侵略者能夠盡快縱火。其后，這些人更是“到處引火延燒”，推波助瀾。

英法聯軍罪惡固然是滔天一般，但我們對那些尾隨在洋人屁股后面，參與了整個劫掠、焚毀圓明園的國人又該如何評定？實是令人蒙羞，令人感到悲哀。國人毀壞圓明園的意念和力量才是最為瘋狂最為持久最為恐怖的。在1860年大火后的三四十年中，國人圍繞圓明園的盜竊真是沒完沒了，值錢的物品偷光后，他們又將散落、埋沒于土中的細碎寶物挖地三尺來搜尋，時有諺曰“篩土，篩土，一輩子不受苦”。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清政府對圓明園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國人這次來了個“利索的”。園內大小樹木被砍伐殆盡，建筑、木橋的柱子遭鋸斷。辛亥革命后，進入北京的軍閥，把圓明園作為建筑材料場，能做建筑材料的東西幾乎全部被搜盡，張學良為其父建陵園時就曾命人從其中拉走諸多石料。經過此劫，一些殘存建筑全成過眼煙云。從1940年起，圓明園內平山填湖開田種稻，湖山勝景蕩然無存。

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前夕，統治者自顧不暇，咸豐皇帝帶著高貴的皇室貴胄先溜了，只顧自己性命，扔下百姓不顧。國家不愛民眾，又憑什么指望民眾拿自家性命去愛國？太平日子統治者作威作福，剝削民眾，災難來了又扔下民眾不管自先逃命，導致積蓄已久的民眾怨氣自然如火山一樣爆發。人們巴不得看到統治者統統死掉，焚毀你的家園還是輕的呢，休怪民眾無義！這樣說來，又能怪誰呢？歸根結底是清廷腐敗無能導致圓明園被焚毀。統治者為掩蓋自己對國家、對人民犯下的罪惡，說這個“奸人”那個“漢人”帶的路，嫁禍于他人，找替罪羊，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掩飾自己的惶恐，洗脫自己的罪惡。

導致圓明園被焚毀，清王朝政治統治上的腐朽欲墜、軍事上的軟弱無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外敵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契機而已，“元兇”是誰很清楚了。君視民為草芥，民視君為仇敵，這就是封建專制獨裁統治的結果。我們又一次看到一個貧窮、落后、羸弱的國家，只能處于被壓迫、剝削、凌辱、掠奪、挨打的地位。隨著1860年10月18日這一天的大火，圓明園早已鐫刻在中華民族歷史的恥辱柱上。歷史的硝煙已然散去，但那凝固在我們心間永恒的痛卻世世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