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是我國書法藝術寶庫中瑰麗的珍寶之一，它源遠流長，貫穿古今，是我國自有文書以來的第二大書體，直貫秦、漢、魏、晉六朝，代篆書而盛行于世。唐以后雖然楷書占據統治地位，但隸書仍然流行，以至今日。由于隸書體結構整齊，筆法富有變化，莊重大方，藝術性強仍為人們所樂于應用。

它是篆書的變體，楷書的前身，上繼周秦，下開魏晉，是我國文字形體和書法演變的重要標志。隸書字體筆法方圓并用，逆鋒、藏鋒、回鋒兼施，行筆是中鋒、偏鋒同在，其典型筆法，是有波勢，用挑法，故又有“蠶頭鳳尾”之稱。

隸書究竟起源于何時，所云眾多，說法不一。

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云：“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據西晉衛恒《四體書勢》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事難成，即令隸人(指胥吏)佐書，曰隸字。”又云：“隸書者，篆之捷也。”

《唐六典》云：“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

隸書相傳是秦代書家程邈所作。程邈，字元岑，秦代下杜人，初為縣之獄吏，他對文字很有研究，后困得罪了秦始皇，被囚在云陽(今陜西省淳化西北)獄中，覃思10年。他感到當時官獄公牘繁多，篆書結構復雜，書寫不便，因此就動腦筋把它改革，在原來大小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削繁就簡，變圓為方，擬定了一批日常應用的標準隸書，成隸書3000字奏之。秦始皇看后很欣賞，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而且起用為御史，并以其所造的隸書發交官獄應用佐書，故曰“隸書”。唐代虞世南《書旨述》謂其書樸略微奧。所以世稱程邈為“隸書之祖”。

但據《水經·谷水注》所記，隸書早在始皇前400年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棺上已經發現了。雖然此說在時間上亦有可疑之處，但至少可以證明隸書是古代廣大勞動人民在日常應用中日積月累創造出來的。

從近十多年來不斷出土的簡、牘來看，上述的論斷并不完全正確。

1980年四川省青川縣發掘了一處戰國時期的土坑墓葬群，在出土文物中，發現了兩件木牘。其中一件木牘，有三行墨書文字，字跡尚清晰可辨。書體是屬于初起的隸書。據考證，書寫時間為戰國時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比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221年)早88年。這件木牘上的書體，與以前及當時鐘鼎上所鑄金文相比較，有許多差別。其特點是：減少盤屈，化繁為簡，圓者漸方。字形從狹長漸變而為正方或扁形，有的字并有“蠶頭燕尾”和波勢的雛型。如九、四、鮮、津、則、月、目、尺、可等字，就體現了上述特點。這種書體，雖然基本上仍是篆書結構，但含有較多的隸書筆意，且筆畫帶草。1975年湖北省云夢縣出土的秦始皇時期竹簡上的“秦隸”(又叫“古隸”)字體與四川青川木牘上的字跡大體近似。因此有人推測為：隸書，源于先秦戰國時期，由大篆發展演變而成。至秦代，在變大篆為小篆的同時，對戰國時初創的隸書進一步整理后才發展成為“秦隸”。

潘良楨先生在《書法研究》上曾撰寫了《隸書藝術及在書法演變中之作用》一文，認為隸書的起源不能歸于某一人所創制，程邈造隸書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隸書的出現，無疑是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的、是古代先民長期的群眾性書寫實踐的結果，文字是社會實踐的工具，更是社會實踐的產物。隸書的出現，決不是某一個人閉門造車的結果，也決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間突然發生的。若把殷墟甲骨文直至小篆都歸于篆書系統，則可以說殷、周直至秦代，都是篆書的時代，而隸書則是漢代流行的標準字體，而隸書的開始出現，卻可以追溯到很遠，早在篆書時代出現的草篆，作為篆書的一種便于書寫的簡化字體，已經孕育了隸書的萌芽。

楊寬教授在所著《戰國史》一書中，根據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的秦昭王時期的刻有“冷賢”兩字的玉印和戰國后期秦國的“高奴禾石銅權”銘文的字樣，作出論斷說，“在秦始皇沒有完成統一以前，實際上小篆和隸書兩種字體都早已存在”，并指出“草篆”也可稱為“古隸”。所以可以認為隸書是在篆書的母體中逐漸發育成長起來的。近年來出土干湖北云夢睡虎地、湖南長沙馬王堆等地的秦漢簡帛書和出土于山東臨沂銀雀山的西漢簡書也有篆書(草篆)到隸書這一過程的痕跡。而隸書的真正完成和確立為標準字體是在漢代，與篆書相比，在字體結構上，隸書主要是把回文曲折的弧線變為直線，偏旁部首也大大簡化。

隸書藝術，在雄厚的基礎之上，經歷了前后無數學書者的苦心鉆研，在我國書法藝術史上有著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對于隸書起源的爭議更引起了眾多人的興趣和關注，揭開隸書起源之謎對繁榮和發展中國書法藝術將起到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