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禮，是古代官場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投其所好也好，送書畫古玩也好，都有一個“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輸送”的痕跡。它們都不如“勞動所得”來得合法正派。那么，如何古代才能和官員搭建起“勞動關(guān)系”呢？

在古代官場，送禮是一門藝術(shù)。首先，直接把錢和禮物送給官員是最直接、最簡單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難預(yù)測。直接送禮的危險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沒有保障。對于官員來說，最現(xiàn)實的選擇就是義正言辭地拒絕，把送禮者痛罵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明朝有個笑話，說知縣大人過生日。知縣屬鼠。有個小官傾盡家產(chǎn)，鑄造了一個黃金小老鼠送給知縣大人。知縣欣然笑納，然后提醒說：“拙荊下個月生日，她是屬牛的。”

好在官員們多少有些愛好，投其所好地送禮，因為隱蔽所以安全，往往還能更好起到增進(jìn)感情的作用。晚清權(quán)傾一時的慶親王奕劻、載振父子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嚴(yán)、輿論監(jiān)督踴躍，送禮者不敢過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斂財。于是，載振就想到了開辦高級會所的想法。當(dāng)時，“雀戲”(麻將)在京津一帶很流行，奕劻、載振父子和許多王公大臣都是愛好者。載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裝飾一新后，作為“會客”場所。來客后，賓主自然要娛樂一下，圍坐一桌搓麻將。載振的麻將籌碼很高，3000兩一局。來客求官者居多，進(jìn)出一次輸個幾千上萬兩很正常。奕劻父子倆根據(jù)賓客輸錢的多少，決定賣官鬻爵的高低。輿論稱之為“慶記公司”。到后來，生意太興隆了，載振都沒法每回都出來應(yīng)酬賓客，由賓客們自玩雀戲，載振抽錢。好在賓客們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輸錢就心滿意足。這禮也算是送成了。

書畫古玩是古代官員的另一項愛好。很多官員都喜歡搜集古玩字畫，涌現(xiàn)了一批金石專家、書畫鑒賞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個金石專家。他在晚清的聲譽還不錯，有廉潔之名。別人直接給他送禮，他都大義凜然地要求把禮金、禮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但是，端方喜歡研究書畫古玩，遇到有人送來求他“鑒賞”的，他無不熱心地與之切磋。鑒賞需要時間，這些寶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賞析去了。據(jù)說，端方對古玩字畫的判斷完全仰仗于手下那些同樣不甚明了的幕僚，評判的標(biāo)準(zhǔn)一是靠送禮者的吹噓，二是看書畫作者的名氣。只要端方一類官員認(rèn)為禮品有價值，送禮者的目的就達(dá)到了。送禮者完全可以尋些贗品或者次品去充數(shù)，因此降低了送禮的成本。

投其所好也好，送書畫古玩也好，都有一個“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輸送”的痕跡。它們都不如“勞動所得”來得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員搭建起“勞動關(guān)系”呢？最常見的做法就是請官員題字、寫文章，然后給官員一筆不菲的潤筆。

潤筆收入，是明清官員重要的收入來源。明朝中期后，社會上逐漸形成向官員購買墨寶和文章的風(fēng)氣。百姓向官員、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有事沒事就來求字、求文。官員們“勉為其難”地應(yīng)承下來，寫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不菲的潤筆。后來，官員不問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關(guān)心潤筆的多少。到最后，官員題字、文章非出錢不可，沒有免費的了。到清朝，這股風(fēng)氣越來越盛，潤筆費用越來越高，成為官場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員收入的大頭。

據(jù)說張之洞擔(dān)任湖廣總督的時候，一次因為興建近代事業(yè)缺錢，就打起了潤筆的主意。有個富豪的父親生前名聲極差，為了粉飾父親的生平，更為了“漂白”父親的惡行，他就迫切想讓張之洞出面為父親寫個墓志銘。有個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誰還敢說父親的壞話？張之洞還真寫了。他科舉高中，翰林出身，寫歌功頌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話下。不過，潤筆的費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張之洞按照一個字一千兩的價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筆潤筆費用。他此舉好的一面是把這筆巨額潤筆投在近代事業(yè)上，沒有裝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問對象，不顧事實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