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皇帝御駕親征，理應具有攻則必勝、戰則必克的戰斗力。吊詭的是，應該發生的事情從未發生。隋煬帝三征高麗，不僅損兵折將，而且終因窮兵黷武引發內亂，以至于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東征高麗，卻坐困于“東瀛小夷”，不得已班師而還。諷刺的是，庸碌無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麗，而李治，恰恰沒有御駕親征。英明之君，親征而敗;庸碌之主，放權反勝。這里面藏著什么玄機？

公元611年，隋煬帝以高麗王“藩禮破闕”，決定備兵討之，化“蠻夷之鄉”為“冠帶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結，這時，隋煬帝問后來官至太史令的庾質對戰局的看法。庾質說戰之必勝，但是只有一條，皇帝不能親征。隋煬帝聞之不悅，悻悻地說，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決意親征。

庾質擔心的事情，果然馬上就發生了。大軍進渡遼水，圍遼東城。隋煬帝臨戰下了兩道詔書，一曰“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庸專擅”，相當于奪了將軍的兵權，違背了“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統兵原則;一曰“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這是擺高姿態，我王者之師，吊民伐罪，非為殺戮。

兩道詔書鑄就了高麗人的護身符：隋軍如攻城甚急，高麗人就宣稱投降，諸將便不再進攻，先馳奏煬帝，等詔令傳來，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備，再度抵御隋軍進攻。如此循環往復，隋軍無論如何攻不下遼東城，隋煬帝始終不悟。結果，最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眾，班師回朝時只剩下二千七百人，損失慘重。

隋煬帝敗在他的過度干預，他把自己的觸角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將軍們噤若寒蟬、動輒請示，不能隨機應變、便宜從事，又怎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適應瞬息萬變的形勢？隋煬帝把自己的干預視為勝利的關鍵，實際上卻是失敗的淵藪。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軍親征高麗，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軍在安市這個地方受阻，一時無法前行。這時有高麗俘虜進諫說，安市人顧惜其家，未易猝拔，烏骨城守將垂老，不能堅守，不如移兵進攻烏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風投誠，然后收其錢糧，鼓行而前，直指平壤。這本是曲線救國的一招妙計，諸將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將從之，長孫無忌獨曰，“天子親征，異于諸將，不可乘危僥幸。”您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這樣令人不齒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說教，唐太宗遂放棄曲線救國，并力攻城。結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糧食將盡，而早寒、草枯水凍，將士多不適應，于是不得已鎩羽而歸。唐太宗敗在他的道德潔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應該有天子氣度、皇家風范，然而，“兵者，詭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器宇軒昂？陰謀詭計是沒有道德屬性的，所以馬基雅維利才比喻說，君王應該兼具獅子的兇殘和狐貍的狡詐。

在隋煬帝首次東征56年之后、唐太宗首次東征24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宮、遙定高麗。當時唐高宗“欲自將大軍”，皇后武則天不同意親征高麗，唐高宗遂罷親征。

御駕親征是否一定導致失敗？從史料來看，這樣的例子的確很多。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寫道，“苻堅不自將以犯晉，則不大潰以啟鮮卑之速叛;竇建德不自將以救洛，則不被擒而兩敗以俱亡;完顏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于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弒”，基于此，王夫之得到結論，“天子討而不伐”。

當然，御駕親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敗的例子僅僅像顯影機制一樣，呈現出御駕親征的某些弊病。對領導者而言，如果給下級干預太多，甚至大包大攬，權力向上面集中，責任向下面分散，下級就會跟隋煬帝手下的將軍一樣，一切唯上、失去自主，結果反而沒有效率。“討而不伐”是一種胸襟，更是一種智慧。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誰知有時候，親為反而無為，無為反而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