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以宋江為核心人物，演繹了一個個生動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然而最后還是受了朝廷的招安，結局頗為悲哀。那么，歷史上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招安后，他們是否跟從官軍去征討方臘起義？這些問題由于史料記載的錯綜復雜，矛盾百出，所以史學界也分歧很大，看法不一。

北宋徽宗時期，在方臘起義之前，北方山東、河北地區就爆發了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相傳曾駐泊梁山，后來聲勢發展壯大，他們采用流動戰術，“轉略十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對大宋王朝構成一定威脅。《宋史·侯蒙傳》載，宋江寇京東，知亳州侯蒙上奏說：“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諸地，官軍數萬都打不過他，宋江必有過人之才。今青溪方臘盜起，不如赦免其罪而加以招安，讓他率軍去討伐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宋史·張叔夜傳》載，張叔夜知海州(今江蘇連云港西南海州鎮)時，派出間諜偵察起義軍動向，宋江率軍向海州進發，奪得十余條裝載貨物的官府大船，遂將其作為大本營。張叔夜招募了千名敢死隊員，預先設下埋伏，然后派輕兵引誘起義軍上岸作戰，藏匿海邊的壯卒乘機舉火焚其船，起義軍一看大本營起火皆無斗志。此時敢死隊伏兵再包圍突襲其大本營，多名副將被官軍擒獲，損失慘重，宋江于是投降。上述相關歷史資料，王稱《東都事略》也有類似記載，應是主張宋江投降官軍觀點的主要根據。

主張宋江沒有投降的學者認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犢記載當中，全都沒有說過宋江戰敗而投降宋王朝，也沒有宋江這支起義軍到過海州境內的說法，更沒有宋江受招安后從征方臘的事跡，這些故事都是進入南宋后，人們才編造出來的，《東都事略》是南宋人寫的，《宋史》是元朝人寫的，皆不足信。

有學者指出，宋江起義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寫的有關史料應有可信度，同時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關記載以作佐證。如《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八引《張叔夜家傳·以病乞致仕宮觀札子》說到他“出守海墟，會劇賊猝至，偶遣兵斬捕，賊勢挫創，相與出降”。據說離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戰場，其附近還有一大冢，相傳埋著當年戰死的梁山好漢們，如今民眾還稱它為梁山好漢墓。還有《丹陽集·王登墓志銘》說：王師心任海州沭陽縣尉時，“遇京東劇賊數千人浮海來寇，公適就養在邑，命引兵邀擊境上，馘渠酋數十人，降其余眾”。其“劇賊”雖都沒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師心墓志銘》中，便明確寫出是“河北劇賊宋江者”。所以，宋江戰敗投降官軍的說法似乎是有確鑿的史料根據的。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張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蔣公(圓)墓志銘》。其載：“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沖，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嘸然陽應，偵食盡，督兵鏖擊，大破之。余眾北走龜、蒙間，卒投戈請降……陛見賜對，上問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義軍曾在沂州(今山東臨沂)一帶被蔣圓所率官軍所打敗，而后撤退轉移，終“投戈請降”，受招安后，徽宗還在大殿接見了宋江。蔣圓死于建炎四年(1130)，張守在紹興五年(1135)為他寫此墓志，其資料價值也頗引人注目。其中，說宋江投降與蔣圓在沂州大破其起義軍有著直接關系，由于沂州之戰離宋江受招安的時間可能較為接近，所以也不能說作者在捕風捉影，重要的是它是宋江受招安的又一個有力證據。

當時任元城縣尉，后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盜偶成》一詩，卻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經過，它也是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相關史料，特全引如下：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

殺人紛紛剪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

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

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

今年楊江起河北，戰陣規繩視前作。

嗷嗷赤子陰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卻。

我聞官職要與賢，輒啖此曹無乃錯！

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兇嗣為虐。

不如下詔省科徭，彼自歸來守條約。

小臣無路捫高天，安得狂詞裨廟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諸人“橫行”齊魏大地而官軍難于征服之時，才飛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后，授官拜爵，騎馬入城，意氣驕昂的樣子躍然紙上，連民眾看了都驚愕不已。就是說，宋江并不是在戰敗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況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過來說，如果宋江起義軍已戰敗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飛敕”招安了。

所以，盡管宋江接受招安已無需懷疑，但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還是讓人頗費猜測。有學者以為，如果說一定要將宋江招安與海州戰役朕系起來的話，那么張叔夜也只能是擔任了官府的說客，在與宋江談判后，才取得上述結果。《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載：“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紀》也載：“淮南盜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那么，《宋史·張叔夜傳》中有關宋江戰敗投降的描寫就與此有明顯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