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康是后相的遺腹子，啟的曾孫，禹的玄孫。在后羿“因夏民代夏政”，太康、仲康相繼死去，后羿又把仲康的兒子后相也軀逐出去。這樣，后相只得投奔同姓諸侯斟灌，在這種情況下，原夏王朝的一些擁護者也紛紛投靠斟灌氏。隨后，寒浞陰謀殺死后羿，霸占了他的妻子、財產，掌管了夏的朝政。他又擔心后相的勢力壯大復興，于是寒浞又派兒子過澆殺了斟灌，后相逃往斟尋。過澆又追殺至斟尋殺死后相。

后相妻已懷有身孕，在戰亂中從墻洞中爬出，逃回自己的娘家有仍氏。不久后相妻后緡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少康。少康從小聰明過人，并在他母親的教育下，立志要報仇雪恨，奪回自己的國家，復興夏王朝。

這時寒浞已死，政權已由過澆掌握。當過澆聽到后相有一遺腹子在有仍那里的消息后，即派人前去捕殺。少康逃往虞國。虞君把少康隱藏起來，并把綸地送給他。從而少康在綸地逐漸積蓄力量，終于“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同時，有原夏王朝聯盟人員前來匯合，和招收斟灌、斟尋二國的殘余人員，形成少康復國的力量。

少康歷數后羿、寒浞、過澆的罪行后，殺奔夏邑推翻了過澆的統治，奪回了王位，恢復了夏王朝，經過三年的恢復生產和穩定局勢后，即進行治水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加強國力等一系列措施，促使國家的鞏固與繁榮，因而國家威望很快得到了提高。即“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史稱為“少康復國”或“少康中興”。

少康能夠中興，從根本上說，既取決于少康的能力與手段，也有后羿、寒浞、過澆的腐敗、貪婪、奸詐、兇殘等違背客觀要求不得民心的行為，只有從這二方面去觀察，才能認識少康中興的實質。

從少康方面考察能夠實現中興的原因有：

(一)從小接受他母親的報仇雪恨，光復夏王朝的教育，和他過人的天賦，過澆對他的捕殺，更從反面激發他推翻過澆政權，奪回王位的堅定性。有虞氏就是看到了他的復國意志，所以把女兒嫁給他，并把綸地給他作為積蓄力量的基礎。

(二)他的成長過程是接受磨練的過程。他管理過生產、生活的實踐活動。他在有仍氏那里當過管理畜牧業的官，在有虞氏那里當過管理有虞氏飲食的官。因而使他具有一定的生產、生活知識和勞動者的感情。

(三)少康在綸地的經營中發奮圖強、艱苦奮斗發展生產，體察民情，積聚力量，即在綸地“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因此，這不僅積累了推翻過澆政權，奪回王位，復興夏王朝的人力、物力，也為復國后的國家建設提供了經驗。

因為，從氏族發展成國家，是直接參予生產、生活的單層次的勞動分工與組合，發展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分離的，既有剩余產品生產和剩余產品需求的矛盾，又有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這兩種矛盾又不是相互分離，而是生產的一體化，消費的二重性，也就是生產是屬于體力勞動者承擔的經濟層次，消費則既有體力勞動者的經濟層次的需求，也有腦力勞動者的政治、思想文化層次的需求。

所以，腦力勞動從現象看，是與物質生產相脫離的權力層次，但從本質上看，又是剩余產品生產的需要。因為，要提高剩余產品的產量，首先，必須開發自然物質深層次的要素功能。如農業生產的水、肥、土和自然環境、農業工具的改進、創新等條件的創造;其次是建立一個安全、安定的生產、生活環境;再次是合理分配剩余產品。這些都是國家應盡的責任。

從原始社會到國家的建立，是經濟社會歷史發展的轉折時期。禹是從“禪讓”取得王位的。夏啟的取得王位雖然經過波折，但總是屬于繼承的，并非是他為社會做出貢獻而取得的，因此，他并沒有管理國家的經驗，而是屬于繼承他父親的權利。所以在夏啟主政時期就已經走上腐敗，到太康時期則更為嚴重，而后羿、寒浞也同樣沒有把發展生產提高國家力量放在第一位。

少康則既有經受失國和過澆追捕的恥辱與患難，也有經營綸地奮發圖強，和推翻過澆的統治，光復夏王朝的艱難歷程。所以，在他奪回王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國力的措施，“三年，復田稷”。

可見，國家的建立，本質上是人類社會從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發展成既有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又有剩余產品生產與剩余產品消費需求的，生產的一體化，消費的二重性的對立統一體，它的表現形態，就是階級矛盾。國家的任務就在于發展剩余產品生產，緩解階級矛盾，保持社會穩定與安全。少康的發展生產、提高國力措施，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開創了夏王朝走向繁榮的歷程。這就是“少康中興”的根本原因。

《史記·夏本紀》沒有記載這段歷史，僅列出如下世系：“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納，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緬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帝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羿、浞代夏政和“少康中興”歷史的失載，，后人認為是司馬遷的疏略，這是對的。因為，這段歷史反映的正是對國家本質特征的認識問題，是我國產生國家后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