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衰亡是因為太康驕奢貪逸，商紂亡國也是貪賄所致，周厲王被國人趕走還是緣于其重用貪臣……歷史上，因貪亡國的教訓數不勝數。于是，歷代賢君為了維護自身統治，不僅舉起“肅貪”大旗，而且“反腐敗”的招數不斷翻新——周公考察官吏“廉政”為重要“尺度”。

夏時，帝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旨在告誡統治者不要驕奢貪逸。此后，周公姬旦深刻總結商亡教訓，要求統治者“應像保育自己的幼兒一樣保育百姓，像關心自己疾病一樣關心民間疾苦。”不僅如此，周公還作《周禮》，規定把“廉”作為考察官吏政績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把“廉”比喻為國家大廈的四根大柱之一，如果任一柱子倒了，那么大廈也就岌岌可危。也就是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朱元璋親自編印反腐教材《醒貪簡要錄》

《醒貪簡要錄》是中國歷史上首部反腐教材，其編寫思路很吸引眼球，方法就是幫你算政治賬、經濟賬：書里先詳細計算官員所得俸祿，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畝產折算需要多少畝地？農民耕種這些地需要花費多少勞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喚醒官吏們的良心，可謂用心良苦！

朱元璋曾語重心長地對官員說：“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圣賢之書，明圣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余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剝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

《秦律》規定“通一錢者黥為城旦”

一些開國君王不僅重視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也行”的道理，十分注重以身作則，感化百官。春秋時魯國宰相公儀休喜歡吃魚，但從不接受別人送來的魚。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風濕病，不能住在陰冷潮濕的地方，很長時間他卻住在隋朝陰暗潮濕的舊宮殿里。他多次對太子和大臣們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

感化和教育盡管必要，但同樣并非萬能！于是一些君王為震懾貪官，強調以嚴刑肅貪。

《秦律》規定：“通一錢者，黥為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賄一個銅錢，也要受到臉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懲罰。《唐律》規定官吏如在其轄區收受百姓財物，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貸財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貪污罪論處。明朝是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朝代，《大明律》對懲治貪官十分嚴酷，包括凌遲、挑筋、剝皮實草等。剝皮實草是把人皮剝下來，用草填充起來示眾。明朝先后處死了15萬名貪官，其中二品以上官員152人。明朝大太監劉瑾，所貪錢財可抵國庫，最后被凌遲3357刀，千刀萬剮了三天三夜。老百姓掏錢從劊子手處買其血肉，或蒸、煮、燒、烹，和酒而食。處罰貪官的嚴厲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唐太宗李世民金世宗完顏雍“不赦貪官”

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四年大赦天下，罪無輕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卻特別申明：“枉法受財之贓官不在赦列”。盡管宋王朝以忠厚開國，但也規定“凡罪罰惡從輕減，獨于贓吏最重”。視貪贓為不赦之罪，并將貪官與“十惡殺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顏雍也規定：“吏犯贓罪，雖令赦不敘”。

重用廉吏，褒揚清官，發揮先進典型示范作用，也是古代“肅貪”的一大法寶。漢昭帝、宣帝時重用名相黃霸，是因為此人“以廉稱”。唐太宗李世民對魏征褒獎有加，除了“敢諫”，廉潔也是重要的一條。魏征死后，太宗親寫碑文：“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知得失。魏征去世，朕亡一鑒矣”。

魏晉等朝設“登聞鼓”便于百姓“擊鼓喊冤”

一些朝代在“反腐敗”中還特別重視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不僅鼓勵百姓舉報，還鼓勵百姓“越級上訪”，讓貪官無藏身之地。

秦漢時設有“公車司馬”的官職，專門接待上訪直訴者。魏晉以下各朝，正式設置“登聞鼓”，便于百姓“擊鼓喊冤”。明朝允許百姓將害民貪官直接越級“綁縛赴京治罪”，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貴州黔陽縣安江驛丞李添奇，“恣意為非，貪污受賄，害民不止一端”，被百姓拿獲赴京，了解案情后，朱元璋當即命人砍去其腳趾。

清朝也鼓勵百姓越級上告貪官，甚至可直接攔皇帝圣駕，明確規定不允許“截訪”，而且嚴厲警告各衙門，“凡扣壓平民上書者，全家族誅”。康熙帝一次南巡時，蘇州一民攔路上書，陳請罷免貪官，減免當地百姓稅收。康熙帝了解情況后，下令摘掉了貪官的烏紗。小白菜為救楊乃武冒死越級告狀，慈禧雖罪惡昭彰，但她親自平反了這個冤案，而且為此罷免的貪官多達100多人。

遺憾的是，盡管一些王朝“肅貪”亮點頻出，甚至出現“允許百姓越級上訪、而且對截訪者嚴懲不貸”等非常舉措，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本質，決定了“肅貪”不可能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