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帝四歲，由攝政王抱登太和殿，坐上御座，受百官朝賀。按理四歲沖帝，應該懂事，做皇帝，受朝賀，更應喜氣洋洋，豈知沖帝坐上寶座，即大哭不止，攝政王一面哄沖帝說：一會兒即完了。“一會兒就完了”一語，竟成語讖。

第二天，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內外風傳：“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二年半。”曹氏的記載，或許僅是一條莫須有的政治段子，然其中所反映的時人心態，卻是再真實不過。為什么大家都覺得清朝快完了？這還得從半個月前的“大事件”講起。

傷不起的“預言”

1908年11月15日清晨五點半，天尚未亮，在軍機處供職的許寶蘅剛趕到西苑門，迎面遠遠看見一輛鵝黃色的吉祥轎，他心中不禁“咯噔”一聲。果然不出所料，匆匆走進直房，許看到放在公案上的光緒遺詔，方知原來皇帝已于昨日“龍馭上賓”。強抑住悲慟之情，許氏繼續處理手頭公務。孰知到了中午十一點，許又聽聞慈禧太后“危篤”。“十一時中兩遘大喪，亙古所未有，可謂奇變”，他內心的恐慌與迷茫情緒再也無法按捺，竟然“繕寫各旨時心震手顫，莫知所主”，完全亂了方寸。

無獨有偶，時任侍讀學士的惲毓鼎于當天下午頓覺天色突變，“陰風凄慘”，不到五點，外面便已黑成一片。夜里十二點半，正在臥榻熟睡的惲氏，被仆人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未來得及披上棉襖，一份新出的邸抄便讓其感到熱血涌頭，兩眼發黑，五雷轟頂，天暈地旋，“兩日之中再遭巨變”，惲彷徨無措，無法成寐。余下的幾日里，惲氏腦海中浮現的全是往昔慈禧對其的恩典畫面，“追思及此，不覺伏地大慟，悲不能起。”

一般京官尚且如此哀傷與慌張，那些位居中樞的權臣們，尤其有天塌下來的驚恐之情。如軍機大臣榮慶，居然一連好幾天“神志昏迷”，對于手中的公務、官報及諭旨，全然集中不了精力，一再延宕擱置。

京城上下，可謂陰云密布，氣氛凝重。而地方上卻是另一番讓人哭笑不得的景象。兩宮殯天，清廷規定“國有大喪……一月之內禁止婚嫁，百日之內不準動音樂，并不準剃頭。”然而太原的老百姓不愿因皇帝太后們的白事而耽擱了自己家的紅事，繼續敲鑼打鼓、披紅戴綠，該娶媳婦的娶媳婦，該嫁姑娘的嫁姑娘。

更加雷人的是，按照朝廷諭旨，湖北各署官員當于17日紛紛赴紫陽橋奠所哭靈，各大員還須親自哭臨牌位。為了保證哭得煽情，哭得逼真，哭得到位，哭得悲戚，各大員不約而同地懷揣一把胡椒粉，“到靈位前以手摸兩眼，即大聲喊叫而流涕矣。”武漢學堂的青年學子們，居然拿新任攝政王載灃開起了忤逆不道之玩笑。他們戲謔道：“清代開國以攝政王多爾袞興，此次必以攝政王亡也。噫！宋朝得天下于小兒，亦失天下于小兒，是同一理耳。”

官心紊亂，民心思變，這即是慈禧與光緒死后不久的真實寫照。

外國勢力很快便洞察了慈禧之死所造成的清政府權力真空狀態。1909年初，時時關注中國政局的日本政壇元老伊藤博文判斷：“中國在三年內將會發生革命。”

這是一句聽起來令中國官紳深感傷不起的惡毒預言。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一針見血：慈禧之后，清廷已回天乏術。

“舵手”慈禧

毋庸置疑，晚清最后的五十年，一直處于強人政治模式之中，而那位政治強人，非慈禧莫屬。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布蘭德和著名漢學家白克浩斯曾經在《慈禧外傳》中對這位女強人的個人魅力大加推崇：“她的個性與生涯，必將讓她在已經成為世界歷史上標志并支撐著偉大性質的統治者當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鐵桿擁護者們的忠誠奉獻，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較來輕易解釋的;但毋庸置疑，它們主要歸功于那種被稱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議的品質，這種顯然無關于道德、倫理、教養之類，無關于我們所謂的文明;她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對大多數人類的影響是不可抗拒的。正是這個女人的個人魅力，結合了她的強烈的活力與平易近人，為她贏得了尊敬，往往還贏得了喜愛，甚至贏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譴責其手段、否定其原則的人。這種個人魅力，這種微妙而有磁性的氣質，無疑就是那種驚人力量的奧秘所在。”

誠哉斯言，慈禧的個性與稟賦恰恰讓她成為駕馭傳統威權體制的不二人選。她精明強干，在殘酷的政治角逐中積累了豐富的閱歷與經驗。同時慈禧還具有強烈的權力欲，無時無刻都要求他人對自己絕對服從，將大權緊緊握在手中。這種家長制人格，正是強人政治最典型的特征。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皇帝，無論是同治還是光緒，在個人氣質上皆文弱而缺乏主見。后強而主弱，于是清廷最高層權力結構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組合，即慈禧與光緒共同分享皇權的合法性。

也正是這種最高權力結構的二元化格局，使得慈禧必須承擔起引領清政府政治航向的重任。無論是旨在自強求富、改革經濟體制的“洋務運動”，抑或深受甲午海戰大敗于蕞爾鄰邦日本刺激而意圖改變政治體制的戊戌變法，還是庚子國變后推行全面政改的清末新政，若沒有老佛爺的推動或默許，這三次走向現代化的選擇都不可能最終付諸實踐。雖然這位葉赫那拉氏常因現代政治識見的匱乏與傳統宮中婦人的脾性而備受世人詬病，但她的鐵腕與強勢，使她無愧于晚清改革總設計師的稱號。也正是每每于命運攸關之際，利用手中的傳統政治資源進行重大變革，慈禧也被時人視為不可替代的權威人物，特別是地方士紳們，將改革成功與否之希望完全寄托于其身上。1906年9月1日，由慈禧最終拍板擬定的《預備仿行立憲上諭》頒布，一時間士紳們莫不奔走相告，破涕為笑。甚至有人建議，因為慈禧的生日是11月25日，那么就將這一天作為立憲紀念日，“從此實行立憲，這次圣壽就是實行立憲的紀念。這等的好日子，拍著巴掌，跳著腳兒，要喜喜歡歡地慶賀大典”。可見，二十世紀初之中國，慈禧這位政治強人的光環尚未祛魅。

再牛的政治強人也是人，也有他老去的那一天。其實早在庚子事變中，慈禧已心力交瘁、疲態盡顯。在逃往西安的途中，當軍機大臣王文韶攜帶印信徒步三天趕來時，慈禧“立命入對，相持而泣”，邊哭邊說：“此后國家唯汝是賴！”女性所特有的脆弱無助此刻暴露無遺。歸鑾后，她更趨于老態消沉，岑春煊曾回憶：“太后晚年，銳氣盡銷，專以敷衍為事，甚且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變而已。不遑慮遠圖矣。”除了頤養殘年，慈禧做得最多的，便是托孤。1905年的六月初一，體仁閣大學士那桐赴仁壽殿匯報工作。對于政事已頗顯倦怠的慈禧，十分反常地對那桐說道：“爾近來辦事甚歷練，將來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這預示著要逐漸對政權放手。

傳統專制體制向現代民主政體的轉型，強人政治往往是國家構建中必須經歷且難以跨越的一個階段。國家需要轉型，轉型需要政治強人。然而強人在推動國家前進的同時，由于缺乏監督與制衡，也會帶來公共權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權橫行、貪腐肆虐等一系列惡果。而且如果國民形成了對某個政治強人的依賴，則容易產生“救世主”情結，認定強人可以擺平一切難題。然而，強人長期掌權，便導致整個權力系統的循環停滯，猶如人體血液流動不暢而引發管道淤塞，一旦有變，輕則癱瘓，重則斃命。

慈禧決定大撒把，這意味著清末政治航道大脫軌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