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里說高俅是個市井小混混，小說家言，不可當真。《揮麈后錄》卷七載：“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他不但是蘇東坡的秘書，還寫得一手好字，抄錄謄寫，頗為出色。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東坡先生以翰林侍讀雙學士外調知定州，將高秘書推薦給了時任知瀛州的曾布，被曾布以“史令已多”為由婉拒，復薦其跟了好友王晉卿，也就是王詵(小說里的小王都太尉)。《水滸傳》里說高俅是個市井小混混，小說家言，不可當真。《揮麈后錄》卷七載：“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他不但是蘇東坡的秘書，還寫得一手好字，抄錄謄寫，頗為出色。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如此，問題也就出現(xiàn)了，蘇東坡為何要在離京時將高俅“送”人？綜合來看，應該是高俅自己想離開的，原因就在于他覺得沒盼頭了。

北宋中后期新舊黨爭異常激烈，蘇東坡屬于舊黨。此前曾被新黨折磨得夠嗆，“烏臺詩案”就是新黨整治他的經典之作。

高太后臨朝那幾年，舊黨秉政，蘇東坡受到重用，卻因公開反對司馬光對王安石新政的全盤否定，受到了舊黨的排擠，仕途一片灰暗。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新黨再次上臺，蘇東坡外調其實是被貶。桌面上的政局變化以及主子權力的削弱，高秘書不可能瞧不出來。

跟領導出京，機關牌子小了，靠山不硬了，看不到希望了，遂請求主子利用人脈關系，給他重新選個主子。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嘛，蘇東坡是個重情重義的明白人，小秘書要求“進步”的心思，他是領會的，只要不走邪路，就遂了他的愿吧。于是剛到定州的高俅又回到了京城。

有機會，要抓住

說起來呀，蘇東坡對高俅實在夠意思，推薦的兩個主子，都很不簡單。比如曾布其人，份屬新黨，卻先后與新黨主流派王安石、呂惠卿等人關系交惡;不見容于舊黨，卻跟舊黨大佬司馬光、蘇東坡等人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也就是說，曾布是個很會做官的人，知道怎么為自己留退路，難怪《宋史》將他列入《奸臣傳》。讓高俅跟曾布，靠山是選對了，可惜曾布不要，奈何！

王詵就更牛了，著名畫家，貴族出身，還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后來的宋徽宗)的姑夫，皇親國戚呀。王詵跟蘇東坡交情不淺，“烏臺詩案”發(fā)生時，他兩是一對難兄難弟。但王詵本質上是個紈绔子弟，不涉黨派之爭，與蘇東坡的友誼，僅限于琴棋書畫飲宴唱和。讓高俅跟王詵，在皇親國戚身邊混，機會肯定不會少。這不，高秘書在王詵身邊干了七年，機會來了。

大概是元符二年下半年吧，王詵出任樞密都承旨，有一次上朝，遇到了端王。史料里是這么敘述的，說端王鬢角亂了，出門時忘記帶蓖刀子，王詵就把自己的拿出來給端王用。端王看蓖刀子式樣很可愛，王詵就說這種式樣的有兩把呢，回頭讓人把那把沒用過的給您送去。晚上一下朝，果然就派高俅當差去了端王府。這對高俅來說，是一次絕佳的機會。

我們說，機會面前人人平等，但機會只屬于那些善于抓住機會的人，高俅正是個中高手。當時端王正在踢足球(蹴踘)，高俅的球技也夠國家隊水平，為了表現(xiàn)自己，他一邊看球一邊“睥睨不已”，也就是故意流露出有點瞧不起端王球技的意思。端王一看這人表情有異，就問：莫非你也是同道中人？就叫過來試球，一試之下，果然不俗，于是就留下高俅，倚為親信。

“小石子”發(fā)力飛騰

高俅的運氣確乎好過常人，跟隨端王沒兩月，宋哲宗死了，端王華麗變身，做了宋徽宗，高俅也就順其自然的成為潛邸“舊臣”。這個末班車搭的太有價值了，榮華富貴說來就來，擋也擋不住。

那么，是不是說高俅馬上就可以做大官了呢？也不盡然。

《南渡十將傳》卷一“劉錡傳”記載：“先是高俅嘗為端王邸官屬，上即位，欲顯擢之。舊法，非有邊功，不得為三衙。時(劉)仲武為邊帥，上以俅屬之，俅競以邊功至殿帥。”宋徽宗倒是很想提拔高俅的，然而愛莫能助。因為朝廷有制度，祖宗有家法，文官必須是通過科舉考試的人才能做，武官雖然不需經過科舉，但高級武官的晉升必須是立過軍功的才行。

高俅的文化水平比他的球技差遠了，參加科考肯定沒轍，只能放棄文秘老本行，從低級武官干起。當然，有最高領導的眷顧，有潛邸“舊臣”的身份，他到哪兒都是個角兒。那幾年，高俅下基層，跟著大將劉仲武在西北混。崇寧三年十月打了一次不小的勝仗，功勞雖是劉仲武的，但功勞簿上肯定少不了高俅。崇寧四年五月又以武官身份隨外交官林攄一起出使遼國，成功拒絕了遼對宋夏戰(zhàn)爭的“調解”，又是一個大功勞……

隨著“軍功”積累得越來越多，高俅這?丁靶∈印敝沼讜椒稍礁摺！端問貳繁炯馱疲骸罷推吣甏赫隆?(十日)，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為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為開府儀同三司。”另據(jù)《靖康要錄》言，高俅還做過檢校太保、奉國軍節(jié)度使、簡國公，位極人臣。

自作孽，摔得慘

秘書晉升為領導，其實也沒什么，在啥位謀啥政，把工作干好，沒人會說三道四，順順當當干到退休，保住晚節(jié)，所謂的拋物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自以為靠山硬，人脈廣，恣意弄權，胡作非為，禍國殃民，那結果就不好說了，“你懂得”。高俅就屬于后者。

《東京夢華錄》里說，有一次皇帝檢閱水軍訓練情況，高俅安排“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又列兩船，皆樂部。”科目訓練則是“旋羅”、“海眼”、“交頭”等。有音樂，有雜耍，煞是好看，可打起仗來這等花架子有用嗎？還有一次是皇帝夜宿大慶殿，高俅負責安保，“兵士十余人作一隊，聚首而立，凡數(shù)十隊。各一名喝曰：是與不是？眾曰：是。又曰：是甚人？眾曰：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瞧瞧他多會作秀，通過士兵的聲音，讓皇帝知道他是盡心盡職的。京城防務交給這樣的人，宋徽宗也真是荒唐。

高俅抓軍事不行，徇私斂財搞裙帶卻很有一套。

自打他發(fā)跡之后，高家老小個個“雞犬升天”：父親高敦復做了節(jié)度使，兄弟高伸中進士后，火箭般的升任延康殿學士，另一個兄弟高傑，做了左金吾衛(wèi)大將軍;高俅的兒子們也個個進入體制內，高堯卿是岳陽軍承宣使，高堯輔為安國軍承宣使，高堯康為桂州觀察使。朝廷好像是他們家開的。他管理禁軍，常挪用軍隊地皮蓋自家宅邸，還喝兵血，克扣將士們的餉銀，搞得士兵無心訓練，“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yè)。”(《靖康要錄))

經過高俅的多年折騰，大宋王朝的禁軍淪為了一支毫無戰(zhàn)斗力的部隊，“人不知兵，無一可用”。《靖康要錄》尖銳的指出：“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實(高)俅恃寵營私所致。”“恃寵營私”四個字，可謂一語中的。

靖康元年，金兵來犯，宋徽宗嚇得差點尿褲子，趕緊禪位。靠山靠邊站了，高俅也該倒霉了。宋欽宗甫上臺，第一個打擊的對象，正是高俅。

先是正月六日削其兵權，任命外戚王宗濋擔任殿帥;隨后在正月十二日，又下令抄了他和蔡京、童貫等六賊的家，獲銀500萬兩。高俅的兩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抄家，由于隱匿財產還被告發(fā)貶了官。

宋徽宗南逃，高俅、童貫等扈從南下。行到中途，高俅“以疾為解，辭歸京師”，五月即病重，“獨死于牖下”，躲過了法律制裁。但他絲毫沒有得意的理由，折騰了一輩子，聚斂無數(shù)家財，最后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按慣例，像他這么高級別的官員去世，“天子當掛服舉哀”，但宋欽宗愣是不同意給予他這份哀榮，徹底否定了高大秘的一生。咎由自取，怪不得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