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乾隆中期以后，最高統治者在懲貪立法中的隨意性和嚴重失誤，使吏治立法形同虛設。皇帝真正深信不疑的是“以吏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以吏治求法治，法律、法制只能處于從屬地位，經常造成吏治中的有法不依，因人廢法，最終必然加重整個吏治的腐敗。雍正帝享國日短，也是其反腐見效的歷史之幸。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雍正皇帝并沒有放假休息，而是一口氣下了11道詔書，申明官僚職掌及為官之道，歷數官場積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嚴重罪行，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懲治官員犯罪，追補虧空，清查錢糧。

繼位不過40天的雍正帝如此心急火燎，決意下猛藥整肅官場，當然事出有因。

雍正帝的父親康熙帝在位61年(1661~1722年)，號稱盛世，但官員貪腐之風，已愈演愈烈，上下欺蒙，互為掩飾，積年累月，越虧越多，使得從中央到地方的財政日益虛潰，國家收支嚴重失衡。到康熙末年，僅戶部的虧空就達250萬兩白銀，地方虧空更為嚴重，康熙帝駕崩時，大清朝的戶部銀庫(相當于國庫存銀)只有區區800萬兩。

雍正帝繼位前，當了40多年皇子，他自己承認事事不如乃父，唯對官場知之甚詳，對官吏貪污納賄風氣認識甚深，認為其危害遠非殺人、強盜之類罪案可比。一旦大權在握，可以乾綱獨斷，他自然要迅速推行內心篤信的政治理想了。

會考府發力

雍正開出的第一道“猛藥”，是在中央成立特別機構會考府，負責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的錢糧奏銷事宜，審查重要支出項目，清算出入之數。

康熙朝不是沒有懲治腐敗，但康熙帝為人較寬仁，吏治也是先嚴后寬，通常不愿重辦貪官。雍正則不同，他繼位后即明確宣布：凡康熙寬宥者，他都決不寬恕。在登極大典前，內閣擬了一道《登極恩詔》，依前朝慣例，開列各部官員虧空，要求新君恩免。雍正帝認為，此種虧空，不是受上級勒索便是個人貪污，“既虧國幣，復累民生……此朕斷斷不能姑容”。他在《登極恩詔》上干脆明言，對此類官員要嚴予清查，按數退賠，絕不能助長貪官污吏的僥幸心理。

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雍正帝諭令成立會考府，由其最親信的弟弟怡親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及大學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軾會同辦理，成為清查退賠、察核錢糧、糾參貪腐的權威機構。他還對首席大臣允祥放出狠話：“爾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親自查出。”顯然是要一竿子插到底，決不虎頭蛇尾。

沒想到諭令下達了一個月，中央各部仍拖拉觀望，企圖逃避清查，一些官員也對設立會考府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要慎重立法以防流弊、多了一道衙門反而多一道手續等。雍正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五日再下諭令，嚴厲督促。

皇帝動了真格，會考府不能不認真地開始察核工作了。他們首先以主管錢糧的戶部為清查重點，結果很快查出戶部歷年實際虧空白銀250萬兩。主持會考府的怡親王允祥恰好也總理戶部事務，他深以追補為難，請求以戶部所有雜費逐年代扣，約計10年可以賠付清償。雍正帝不同意，勒令歷任主管官員及屬吏賠償150萬兩，另100萬兩由戶部逐年彌補，三年內還清。

重點清查戶部的同時，會考府還嚴格察核工部奏銷事項中有關黃河水利、浙江海塘等重大工程的錢糧數目。比如，四月十九日，會考府駁回工部送來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黃河各處工程奏銷錢米之請，因為在察核中發現，趙世顯任河道總督時，桃源(今江蘇北部泗陽縣)、宿遷等三地河工每年耗銀約15萬兩，比前任河督的同類開支多出整整一倍。同一工程，歷年水勢并無異漲，而奏銷錢糧為何多寡不均，且有增無減？經過追查，果然發現趙世顯克扣治河工料，侵吞錢糧，于是立即重刑治罪。

會考府成立后近三年里，任事大臣嚴格稽查，經辦各部院奏銷錢糧事共550件，有96件被駁回核改，占總數的百分之十七，可見還是有成效的。被駁回的申請中，工部有多達58件，時廉親王允禩任工部尚書，自然難辭其咎。

雍正很清楚，止貪之法，不可專責之下吏，若是貪官，其位愈尊，其害愈大，而旁人愈不敢言。因此，即使是王公貴族、高級官員，他也決不放過。康熙第十二子允裪曾管過內務府事務，虧空錢糧，積欠甚多，事發后被責令將家中器物鋪列大街上變賣以賠補，真的是傾家蕩產。康熙第十子允誐因賠不起虧欠亦被抄家。至于八旗貴族、內務府總管等，只要犯事，更難逃重罰。

會考府在追補虧空、清查侵貪方面的業績有目共睹，雍正對之也十分倚重，但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他卻出人意料地下令裁撤會考府。到底這是為什么呢？

后世學者認為，不完善的制度設計以及雍正初年政治斗爭形勢的變化，是造成會考府突然無疾而終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總理會考府王大臣允祥，本身兼管戶部事務，他深得雍正信任，而管理工部的允禩，與雍正則素來積怨甚深。由此可以理解，為何戶部需要奏銷的事務數量遠多于工部，但送會考府察核的卻遠少于工部，被駁回的申請也以工部為最多。

雍正繼位之初，朝野上下對其接班的正統性、合法性爭議不斷，他急需改革財政弊端、集中財權，以鞏固皇權，故以少數親信執掌會考府，是唯一的選擇。三年已過，六部尚書幾乎都換成了雍正信得過的人，會考府這種由皇帝的私人“專任”的機構已不合時宜。

同時，會考府自身因權力過大，逐漸走向異化，從反對貪污腐敗的急先鋒，變成被貪官腐蝕的重點對象，以至于“會考府公費銀”很快就成了地方官必須交納的“部費”。雍正由此看到了侵貪之難治，腐敗之難除，而不能不采取更為嚴猛的辦法和手段來澄清吏治。